论著 | 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后并发症相关危险因素研究( 五 )

年龄因素会影响手术预后已被许多研究验证［14-16］。 Giles等［15］报道年龄＞80岁的高龄腹主动脉瘤病人EVAR术后的二次手术率为每年12/100例，而在年龄＜80的病人中为每年（4.9~6.9）/100例。常光其等［16］回顾性分析了81例接受EVAR治疗的腹主动脉瘤病人的住院和随访资料，将这些病人分为高龄组（年龄≥75岁）和相对低龄组（年龄＜75岁），发现高龄组术后重症监护时间较长，内漏发生率明显增加，肺部感染和穿刺点血肿发生率也有增高趋势。在Wisniowski等［13］的研究中，也发现年龄是3年生存率和5年生存率的预测指标之一，年龄增长1岁， 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降低7.73%（P=0.0126）和7.87%（P=0.0103）。本研究中，有并发症组平均年龄比无并发症组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0.78±8.50）vs.（68.64±7.78）， P=0.035］，这与既往研究结果相近。
根据以往对于动脉瘤解剖条件的研究提示，对于短瘤颈、扭曲瘤颈等动脉瘤解剖条件不良的病人更易出现内漏、支架变形、断裂、移位等并发症，这也是EVAR应用的难点和局限之处。葛红卫等［17］对该中心68例成功进行EVAR治疗的病人内漏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瘤颈成角≥60°者Ⅰ型内漏的发生率较瘤颈成角＜60°者更高（χ2=9.978 ， P＜0.01）。有前瞻性研究发现近端瘤颈长度＜10 mm、直径＞32 mm、成角＞60°与并发症的发生密切相关［18］，但本研究中没有发现与并发症发生与否显著相关的动脉瘤解剖条件因素。并且在将有内漏并发症的病人单独归为一组与无内漏并发症组的比较中，仍未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因为笔者治疗中心在近些年的择期手术术前评估及准备较为充分，手术方式选择较为合理。
手术时长、支架数量、是否使用特殊技术（包括烟囱技术、开窗技术、三明治技术等）、术中出血量、术中输液量、术中尿量等在有并发症组与无并发症组间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其中烟囱技术等特殊技术是近些年发展的新技术［18-20］，在整体数量中占比较低，无法分析到统计学的差异可能因为数量较少，也可能是使用此类特殊技术时指征严格对并发症的多少并未产生影响。然而，当笔者仅关注是否发生围手术期并发症时，可发现术中补液量在围手术期有并发症的组别远多于围手术期无并发症组［（1429.85±606.99）vs.（1168.72±638.76）， P=0.004］，这意味着在可能的情况下适当限制补液量有利于预防围手术期并发症，但具体的影响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阐明。
经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最终结果提示，腹主动脉瘤病人既往是否合并肝脏病、术前血红蛋白值与术后是否出现并发症有相关性。这一方面说明合并症多的病人由于一般状况相对差，其并发症发生率也可能更高， Setacci等［21］对976例行EVAR治疗的腹主动脉瘤病人进行的前瞻性研究发现慢性肾功能不全与并发症的发生密切相关（OR=9.862 ， 95%CI 3.863~25.178），既往肝脏病史与并发症间的关系尚未在其他研究中有所提及，本研究发现术前有肝炎或肝硬化病史的病人在围手术期更容易出现一些炎症相关的并发症，提示可能是由于术前肝病的影响，具体的生物学机制比如Mussbacher 等发表文章提示肝炎病毒会调控核转录因子NF-κB信号通路来逃逸宿主天然免疫，对人体造成炎症损伤，也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增加病人的围手术期炎症相关并发症，例如本研究中肺部感染、植入后炎性综合征、胃肠道并发症等炎症性并发症较对照组增高，也有相关研究对其进行分析［22］，但具体的机制尚需深入研究，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另一方面本研究印证了血红蛋白水平与术后并发症间的关系，由于腹主动脉瘤是由炎性细胞及炎性因子介导的慢性血管重塑的病理过程，炎性细胞的浸润既是局部反应，也影响全身免疫状态［23-24］，更低的血红蛋白水平可能本身预示着更严重的炎性反应，因此预后更差。张晓宇等［25］对255例腹主动脉瘤病人（其中62例行EVAR治疗）的术前血红蛋白水平进行研究，发现血红蛋白水平与病人远期病死率相关，对于EVAR治疗的病人，其相对危险度为0.923（P=0.001 ， 95%CI 0.8798~0.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