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和他的225平方厘米战场( 四 )

他总是跟学生说：“我们要治的不是人的病，而是病的人。 ”
他的学生杨广顺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刚跟着吴孟超做手术时，手术室的条件异常艰苦。没有麻醉机，吴孟超要在手术过程中蹲在一旁为病人量血压、听心跳，将棉签上的绒毛粘在病人的鼻孔下，看绒毛的动态来监控病人的呼吸。当时没有B超，只有A超形成的波形图，连肿瘤的位置都很难把握，很多医生在为病人剖腹后，发现做不了，只得重新手动缝合切口。
如今，器械缝合早已技术成熟，吴孟超却依然坚持用手缝合。 “器械缝合省事，但‘咔嚓’一声，一千多元就花掉了。 ”他说， “我吴孟超手缝可以分文不收。 ”他坐诊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绝不让病人去做花费更高的CT或核磁共振。
他对学生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院和医生要从自己做起，千万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摇钱树。 ”
因为他知道穷是什么滋味，幼年时期他经常吃不饱肚子。前几年以吴孟超为原型的纪录片《我是医生》上映，为他写过传记的方鸿辉一眼就看出有一处场景与事实不符：“演他小时候的演员穿得太好了！”
在马来西亚割橡胶时，吴孟超通常只穿一条短裤，连鞋都没有。一家人常吃老香蕉树砍掉后剩下的芯子，这通常是当地人用来喂猪的食物。抗战爆发后，他从马来西亚回国，在昆明被偷光了财物，连饭都吃不上，从此落下了胃病。
上世纪90年代，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新楼筹建时，经费出现缺口，有人建议医院涨医疗费。因为相比其他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肝癌治疗费过低。吴孟超坚决不同意：“如果大楼盖起来了，老百姓却看不起病，我是不会安心的。 ”
几年前，吴孟超的二女儿得了肠癌，并已转移到肝部，他坚持亲自给女儿做手术。他说：“平时我把病人当亲人，这时需要把亲人当病人。 ”有时他为了观察病人的术后情况，带着铺盖在病房一睡就是几个月。为了方便病人和家属，医院直到下午三四点依然有员工推着餐车，卖热腾腾的包子、豆浆、烧麦等。
实在抱歉，让你们等我了
几十年来，很多痊愈出院的病人给吴孟超送去红包，有的华侨和外国人送外币、金戒指，他都谢绝。有“推不掉”的红包只得收下，病人在出院结账时才发现，红包内的金额早已变成他们预交的住院治疗费用。
1991年，一位印尼华侨为了感谢吴孟超“给予第二次生命” ，把一辆桑塔纳轿车开到医院，并留下字据：“自愿赠送轿车一辆” 。吴孟超没办法，把轿车和字据一同交给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