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不合时宜”的胡大一：中国冠脉支架之父的二十年反支架运动( 三 ) 不合时宜|中国|运动|胡大一|冠脉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认为不是坏人办坏事，而是好人办坏事。这个非常可怕，一代一代医生就被这么教，谁来拯救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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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别看现在我反对支架，当年我推广支架的力度是最大的
刚开始，一般医院都没有专门的心脏科室，只有心脏组，归置在大内科下面。中国真正有心内科，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最早做心脏介入手术，只有球囊扩张，没有支架。1987年1月5号，我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和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进修回来，两年后，我在北大医院筹办了一次介入手术的演示。那也是长城国际学术大会的第一次会，那时候还叫长城国际培训课程（International Greatwall Training class）。
当时我请了4位外国医生。其中，一位意大利籍、在美国工作的医生做了中国第一台支架手术。当时我们还借了央视的直播设备。
不过，那时支架手术只做了这一个，就叫停了，因为我认为不安全。
当时未再做是因为当时预防支架血栓的药物仅有阿司匹林，尚无实现“双抗”（抗血小板）的另一药物，而只好用抗凝药华法林替代。
所以我选了一个最简单的病变，只为演示一下这个技术是可行的，但随后，我强烈建议不要再做。
等到1998年左右，出了防止血栓的“双抗”药物氯呲格雷。金属裸支架才开始广泛使用。
那几年，我不认为有人比我推广支架的力度更大。
当时北大医院一年只能招生两次，一次只能招4个人培训。我就离开北大医院，到了北京朝阳医院。我们面对全国免费招生，来者不拒。
我每天晚上讲课，白天做手术示范，谁都可以听。来参加培训的医生都住居民楼的地下室，生活很艰苦，大家就像到延安上“抗大”一样。那时，医生都知道只有朝阳医院是放开学习的，在其他很多医院，医生观看一台手术要交5块钱——那时候钱还挺值钱的。
现在全国各地，至少北京半数以上的心内科主任都是我学生——就是那时在朝阳医院培养出来的。
我反的是支架滥用，我不反支架。我反倒是中国第一个大力推广支架使用的。那些年，我最早建立了急性心肌梗死“绿色通道”和胸痛中心，强调“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让支架救了很多心肌梗死病人的命。
到2008年奥运会前夕，我发现支架不适当使用比较常见了。当时有个在我这里进修过的医生，业内传说他创造了新纪录——给一个病人放了13个支架！
作为一个行医这么多年、在没有支架的年代都看过很多心脏病患者的医生，我首先感到困惑，因为从常识和经验上完全不理解这种行为！
后来，我看到了德国做的一个研究，讲一些患者通过药物加运动结合治疗，效果优于安装支架。我就更坚定地反对支架滥用了。
现在为什么我和心理医生一起看病、频繁写微信公众号？
2012年，我从北大人民医院退休后，一直在行医，在全国七八家医院看诊。
退休后的十几年，我解决的是过度治疗的后遗症。
我做了这么多年心脏手术，现在看的却不是疑难病例。帮病人判断是否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也告诉已经做过手术但后悔的人，下一步的人生该怎么走。
支架滥用的病人太多了，之前有太多的例子，我都记不清了。我只讲一下最近几个。
有一个乌鲁木齐的患者，很年轻，86年出生，还不到40岁。他去医院检查，做了个心脏CT，当地医生说CT不准确，需要心脏造影：如果造影显示血管狭窄比较严重，可能要立刻做支架。
这个年轻人还没弄明白，就签了知情同意。出了手术室，他问医生，得知一下子装了8个支架，当时就崩溃了，通宵不睡。他跑到北京找我，说他后半生怎么活。
我安慰他很久，说已经放了，只能做好预防，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好好吃药。然后我把个人微信留给他，让他随时跟我沟通。
乌鲁木齐做康复的场所不多，我又找了一个学生，用居家康复 App 定期跟他沟通。希望能帮助这个年轻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至少以后不要再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