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谈中国古代戏曲研究


黄天骥谈中国古代戏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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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像(章静绘)
黄天骥教授1956年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师从文史大家王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问学于词学大师詹安泰先生,六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山大学工作生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和教学,成果丰硕,有《黄天骥文集》十五卷行世。中山大学中文系董上德教授近日采访了黄天骥教授,黄天骥教授在访谈中不仅回顾了自己戏曲为主,兼及其他研究的历程和心得,还谈及多年来与师长、学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生动往事。
黄天骥谈中国古代戏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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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文集》,黄天骥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
王季思、董每戡的影响与戏曲研究 我最近看到一位北方学者的述学文章,回顾其学术经历,其中有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大意说:北有吴晓铃,南有王季思(王起),他们都是研究《西厢记》的权威,研究选题不“碰”《西厢记》。这或许是一种另辟蹊径的选题策略。可是,我觉得您毫无顾虑,《西厢记》正好是您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从《张生为什么跳墙》的单篇文章到《情解〈西厢〉》的大部头专著,前后几十年,似乎“情有独钟”,可您就是在王起老师身边的人啊!
黄天骥:王起老师生前有一句话,说学术是天下公器。研究学问,要顾及的是如何运用“公器”做出有自己面貌的文章。我是在1952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的。1956年毕业,留校工作。在学期间,王老师给我们讲授宋元文学史。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开始,我就在王老师身边学习、工作,一起整理校注过好几部戏曲作品,有的是戏曲选本。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我又随王老师一起指导博士生,他常常向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传授治学经验,我也每每在场,一同受教,获益良多。我还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王老师就给我留下了和蔼、风趣的印象,尽管他也有容貌严肃的时候。他十分爱护学生,在学生面前毫无保留,甚至他的藏书也任由学生使用,这是“入室弟子”可以享有的“特权”。王老师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人师。
王起老师的《西厢记》校注本以“细致准确”著称,您的《张生为什么跳墙》发表于1980年,也是从“细节”入手写出的文章。我注意到,王老师的校注本没有在《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待月西厢下”那首诗上加注,您却围绕着这首诗写出一篇文章来,说句不一定贴切的话,您的文章看似是一个“加长版”的注。
黄天骥:这个说法有些意思。不过呢,我更倾向于认为,古代优秀的剧作家,往往运用一些典型的细节,或显或隐,或曲或直地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些地方,有时貌似平凡,甚至若有“疏漏”,其实正是作者精警之笔。《西厢记》里“张生跳墙”的细节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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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与王季思(右)商量《全元戏曲》的编选问题,1987年摄。
您在文章里说,王实甫写张生将“待月西厢下”这首诗解错了,人家小姐也没有让他“跳墙”的意思,他却把“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理解为“著我跳过墙来”;这看似作品的“疏漏”,可作者是有意为之的。那么,才子张生怎么会将一首简单的五言绝句解错了呢? 黄天骥:这就涉及《西厢记》作为一部喜剧的规定情景和人物的个性问题了。请看,《西厢记》为了凸显“张生跳墙”的行动,先写他兴高采烈地认为莺莺让他跳墙,跟着写他竟说害怕墙高,不敢去跳;等到晚上到了墙根,又忘了要跳;而角门儿开着,明摆着不用跳时,他却出人意外地奋力一跳。总之,跳还是不跳,对于热恋中昏头昏脑的张生来说真是个“问题”,跳时忘了跳,不用跳却跳;剧作者环绕着“跳”字做文章,手法摇摇曳曳,最后的点睛之笔落在“末(元杂剧脚色名,即张生)作跳墙搂旦(脚色名,即莺莺)科”的强烈动作中。当人们看到莺莺顿时花容失色时,几百年来,无不为之喷饭。剧作家抓住了张生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态和奇异举止,来表现他的独特个性,同时符合喜剧的规定情景。试想,张生踱着八字步从角门儿施施然进入,哪会有如今的戏剧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