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三进ICU！一个肝硬化患者的重生( 二 )

当医生告诉她,张保生肝硬化已经进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李玉华非常懊恼,为什么当初不去医院看看?更让她自责的是,张保生是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一点全家人都清楚。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不适,他们并没有在意过,张保生也没有吃任何抗病毒的药。
现在,一切都晚了。
重症监护室的大门打开、关上,进进出出的医护人员总是一路小跑。李玉华和其他坐在外面等候的家属一样,渴望又害怕听到有医生喊某个号码的家属。在重症监护室里,病人的名字被床号取代。李玉华至今也忘不了,张保生是7号。
总算挨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是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李玉华按照要求换上隔离服,走进病房时,她的两腿不自主地发起抖来。这辈子她都忘不了那个情景:病房内到处都是仪器,一个房间内七八张床,床上的病人都全身插满管子,戴着呼吸机,仿佛没有知觉。尽管各种仪器不停地发出噪音,但李玉华却感觉有一种压得她喘不过气的寂静。
直到看到张保生,李玉华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来。张保生没有使用呼吸机,而且意识清醒。 “能自己呼吸,应该就是安全的。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李玉华都用这个理由来宽慰自己。
“医生说怎么治?”看到李玉华,张保生就急切地问她。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就跟正常人一样,不应该在重症监护室里待着。甚至他还记挂着当天的工作,再三嘱咐李玉华转托给他的同事。
至暗时刻
张保生把肝脏形容为“哑巴器官”——不疼不痒,生了病也不难受。他是重症监护室里唯一一个意识清醒,能动能说话的病人。但是,困在床上,他大部分时间却什么事也做不了。各种冰凉的液体24小时不间断地输入他体内,他甚至连一口饭都不能吃。
最开始的时候,他还能抱着好奇心打量着身处的环境。床上躺着的,都是昏迷不醒的病人,需要护士每隔一段时间去给他们翻身；护士们每时每刻都很忙碌,一个护士负责三四张床,需要经常巡视、换吊瓶；每个床头前都有大大小小的机器,生出一根根细长的线和管子,一直延伸到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延续着他们的生命。
但是很快,张保生就被无尽的悲观、无助情绪围剿。在这里,时间对他而言就是时间本身,没有任何可填充的东西。没人能和他说说话,他唯一说的话就是告诉护士他的吊瓶快打完了。他朝左边翻身,看到的是一个全身插满管子的人；朝右翻身,看到的也是一个奄奄一息、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人。
张保生不想看他们,他闭着眼,却又睡不着。每一天都很长,炽烈的灯光昼夜长明,只有侧过头去看看窗外,才能判断出是白天还是黑夜。
监护仪器发出的“滴滴”声令他烦躁。他原本睡眠就浅,就算睡着,也很快会被监护器的报警声惊醒。有天夜里,报警声响起后,很快一群白大褂围在了他隔壁床,对那个病人进行抢救。张保生也不知道抢救持续了多长时间,后来他听到有人说“不行了” 。然后,医护人员陆续离开。
他朝隔壁病床看了一眼,那个人的呼吸面罩已经被摘下,全身的管子也被撤了。这次他终于看清楚了,是名女性老人。很快,那人被推走了。
从重症监护室离开的病人有两种,一种是病情好转,转去了普通病房；一种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被推去了太平间。张保生害怕了,他盼着赶紧出去,以第一种方式。
往后几天,每到探视时间,张保生都会催问李玉华:能不能找找哪个大夫?能不能赶紧出去?
他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得了肝癌。他问大夫,大夫说不是。张保生没再怀疑,便开始关心何时能够出去。为了安抚他焦虑的情绪,医护人员总是告诉他“快了,可能明天吧” 。
“成天明天吧明天吧,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终于有一天,张保生发火了。李玉华前来探视时,张保生非常生气地告诉她,“不治了,我要出去。吃饭捞不着吃,这样下去我就垮了,就不行了。 ”
李玉华心里猜测,除了绝望无助,张保生也心疼一天一万多块钱。她安慰着他,病了就要面对,医学很发达,我们也有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