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王安石变法埋下了一颗种子，什么种子呢？就是“变革”二字。王安石仿佛是一个“穿越者”，在他的时代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认同，身后也背负了千载的质疑甚至骂名。但是他把“变革”这颗种子埋了下来，在大历史的演变中不断地积蓄势能。
到晚清时期，保守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越来越难以压抑中国社会中沉淀累积下来的深刻矛盾。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列强的殖民，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这个火药桶。这时候大家回顾王安石，忽然发现他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国家治理观念，与近代西方探索出的很多发展路径不谋而合。比如通过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由国家主导金融信贷、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基层社会的网格化管理……这些在传统社会被士大夫们视作异端邪说的治理手段，到近现代却成为司空见惯的模式。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用他的变法，揭示出一个朴素却又深刻的道理：并不是“存在即合理”，而是“变革才合理”。变革并不一定能带来最好的结果，但变革作为一种态度和方向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用变革突破观念的桎梏与枷锁，用变革洗去自我的油腻与贪婪，用变革回应治理的矛盾与困境，用变革戳破历史的暮气和迷雾，用变革探寻未来的方向与道路。
今天的中国，经历了浴火重生的蜕变，越来越表现为一个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同时也在不断自我挑战、自我变革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正所谓“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王安石种下的这颗种子，经过千年历史的浮沉涵养，终于开花结果，也让我们对未来抱有更多的信心和期待。
放眼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未来，王安石变法又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除了上面说的“变革”之外，王安石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强调国家的政治责任，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枢纽作用，主张用政治的力量来管控和约束市场中恣意膨胀的逐利倾向。这个判断是符合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
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高歌猛进。拥抱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深刻地显露。直到今天，这个矛盾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整个西方社会都面临着经济结构乃至金融根基的严峻危机。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危局当中，国家对政治经济的规划统筹能力起到的离合器、定海针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角度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快速攫取，地球生态环境的反向制约也越发显著。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负责的国家政府进行规划和统筹，任凭个人或小团体的逐利欲望去对地球进行挥霍式的掠夺，这是无以为继的。所以，从现在到未来，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格局，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同舟共济”。正因为有这样休戚与共的命运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拥抱政治理想，需要建构国家能力，需要有未雨绸缪的发展规划和风险管控。在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的思想和变法的经验教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是中国历史留下的最宝贵财富之一，值得我们仔细品味思索。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2月刊，原题为《“失败”与“探路”：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政治学分析》。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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