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变法本身的批评，南宋之后的思想家们也对王安石的改革路径进行反思。比如朱熹，他羡慕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遇，也不反对“恢复三代”的政治理想。但是，朱熹觉得不应该搞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路阻力太大，而且对各种外在的条件要求太高。理想的改革者，必须既是最顶级的学问家、思想家、政治家，同时还要有皇帝和士大夫们的鼎力支持，有稳定的、不受干扰的政治环境。这些因缘条件想要完全具备，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改革者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什么呢？理学家的回答是“必有《关雎》《麟趾》之意，方可以行周官法度”。也就是要先从基层、从民间做起，通过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建立起一套普遍的社会共识和社会秩序，一代代人前赴后继，这才是能够长期持续并真正产生实际效果的“变革”。因此，南宋以后，理学家们特别重视办书院、建祠堂、搞童蒙教育，乃至编写小说、戏剧、评书，把儒家的忠孝节义、家国情怀向普罗大众输送。
总而言之，宋代以后，中国政治与思想出现了两个基本倾向：一个是偏向保守的政治文化；另一个是儒学下沉，与基层社会进行更紧密的结合。这两个趋势可以说都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这个“靶子”产生的反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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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王安石变法扎了一个根子，那就是“道理”二字。现代中国人很熟悉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是“讲道理”，虽然是一句平常的大俗话，但它的内涵很深。“讲道理”意味着不偏见、不迷信、不盲从，不被鬼神、祖先、权威禁锢自己的思想，而是用理性的方式去生活，去和世界打交道。
这种“讲道理”的观念，在先秦时期的思想家那里就已经体现出来，孔孟老庄，都是在“讲道理”。但是从战国秦汉一直到魏晋隋唐，“道理”其实并不是社会主流观念，道教、佛教等宗教信仰，乃至谶纬迷信、民间宗教，才是影响力最大的精神元素。所以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神文时代”。
这种观念意识，经历了晚唐五代，从北宋时期开始发生变化。宋太祖赵匡胤问宰相赵普“天下何事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作为武将出身的皇帝，不能拿武力和权力压服别人，而是尊重道理，用道理来让人心服口服。但宋太祖和赵普所说的“道理”，还是一种比较直白朴素的观念，没有太多哲学内涵。
直到北宋中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才从各个角度对“道理”这个概念进行了丰富的哲学讨论，真正给这个理念赋予了深刻意义。王安石不仅是一个政治改革家，更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学术引领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风气：不迷信权威、不沉迷于传注，勇敢提问、大胆质疑，打破旧的观念桎梏，用“道理”作为判断价值的依据。
在这种时代风气的作用下，北宋中期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由王安石、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这些思想家们掀起的哲学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世的“启蒙运动”，将“道理”二字的内涵阐述得丰富且深刻。所谓“道理”，既包括自然的法则规律，也包含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同时还包括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标准与规范。这些思考探索，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启发了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后世的哲学家；又通过西方传教士的转译，间接影响到了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欧洲思想家，对于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产生推动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让“天理”“良心”这些哲学概念，变成了人人皆知的俗语，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世界深处，成为现代人三观的基石。今天的中国，可以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却有着共同的道德意识和家国情怀。如此既可以避开宗教的非理性因素和教派斗争，又能建立起类似于宗教的，甚至比宗教更强大的群体凝聚力。所以说，王安石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行动，给中国文明深深地扎了一个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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