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讲，所有的改革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必然会经历探索、反馈、踟蹰和改进，不可能一步到位。在王安石变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弊病和问题在改革中暴露出来，又进行调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直到宋神宗去世之前还在持续。有些批评者抓住变法早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如青苗法在最初推行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简单粗暴、不符合社会需求的做法，就对它彻底否定，这显然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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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顾和检讨王安石变法的逻辑与得失，或可为未来的探索提供参照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王安石改革之前，北宋仁宗朝已经实现了一种宽厚包容的士大夫政治。由于王安石变法加强中央集权，破坏了这种政治的包容性，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后果。这种观点从南宋以来就长期是舆论的主流，在其影响下，各种历史追忆与叙事，都极度美化宋仁宗朝，强调仁宗皇帝的仁慈节俭、从善如流。可是，如果我们把变法之后的北宋社会经济状况和宋仁宗朝做一个对比，就会显而易见地看到其中的巨大差别。宋仁宗时期，一边是冗官、冗费、冗兵的巨额开支，另一边又是政府积贫积弱，财政困乏。且不说在应对外患方面的左支右绌，即使是应付内部的变乱灾伤，能力也很孱弱。一场规模不大的水旱灾害，路边就到处是饿殍，当时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甚至为尊者讳，故意避而不谈。王安石变法之后，不论是民间经济活力还是国家的调控能力都有了实质的提升，整个社会对天灾人祸等突发情况也有了更大的承受力和自我调适的能力。
总之，评价王安石变法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现代学者尤其不能只站在士大夫、读书人的角度，一味强调政治的包容性。需要看到的是，过分包容、缺乏判断力和执行力的执政者，往往空言多而实绩少，行政效率非常低下，受害者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在舆论场上、在大历史中，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笔者认为，以上这四个方面的批评，都没有切中王安石变法的实质要害。对这次改革的失败，我们应当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予以检讨，即从变革理想和皇权政治的关系角度，思考变法失败中蕴含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王道与皇权之间的“变法”
宋神宗即位之初，王安石与他君臣相得如一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而王安石也对宋神宗进行细致的培养，试图“致君尧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宋神宗的君王意识和执政能力不断强化，他和王安石在变法的策略上也出现比较大的分歧。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宋神宗以一己之力继续推进新法，官员都成了皇帝的助手和秘书。
这种权力集中，会带来极高的政治效率，但同时也意味着皇帝本人承担着完全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宋神宗把包袱都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甚至可以说是用自己的名誉在进行一场改革的赌博。如果看元丰时期的历史记述，会有一种紧锣密鼓的感觉：皇帝每天发出无数道旨意，指挥全国从上到下各种事情，改革的头绪多、节奏快、任务紧，推动新法体系像机器一样高速运转。
然而，宋神宗性格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思虑过重、事必躬亲，不善于抓大放小、控制节奏。在他执政初期，王安石针对这个方面多次进行箴言规劝，但宋神宗对恢复疆土、成就帝王霸业执念过深，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对交趾和西夏的战争，很多事情又不肯信任前线将领的判断。导致五路伐夏无功而返，在选择战略前沿据点的时候过于冒进，造成刚刚修筑好的永乐城失陷，丧失了部分精心培育的人才和军队。
客观来说，这虽然是一次较大的失败，但对两国整体战略态势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调整节奏，卷土重来即可。更何况伐夏虽未成，但拿下了兰州等战略要地，对西夏已构成了明显的挤压与扼制。然而，这一次失败却导致宋神宗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可以想象，他当时心理的弦已经绷到了极致，一个意外的挫折就会导致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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