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误解王安石,很多人没读懂今天改革的潜台词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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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博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导读】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王朝兴衰和进退变革,一直是当代中国人关切和争论的话题,因为历史总能为我们提供观察时代的某种潜在线索。例如,许多人认为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并且由于变法争论引发政争,也给北宋亡国埋下了祸根。然而,王安石变法真的失败了吗?失败在哪里,为什么会失败?事实上,很多研究者和讲述者都没有深入辨析史料细节,而是受当时和后世一些评价的影响,建构出一个个片面的历史说法。本文重新审视了对王安石变法的4个流行偏见,分析了变法蕴含的结构性矛盾,认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虽未成功,但从大历史看,却深刻改变了后来的历史进程,并形塑了民族文明的理性内核。它揭示出一个朴素却又深刻的道理:并不是“存在即合理”,而是“变革才合理”,我们亟需用变革洗去油腻贪婪、回应治理困境、探寻未来方向。今天中国的改革面临内外压力,重新回顾和检讨王安石变法的逻辑与得失,或可为未来的探索提供参照。
【正因为误解王安石,很多人没读懂今天改革的潜台词文化纵横】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2月刊,_原题为为《“失败”与“探路”: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政治学分析》,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
王安石变法,又称“熙丰新法”,始于宋神宗即位之后的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熙宁七年,他第一次被罢相,之后不久又复相。熙宁九年第二次被罢相后,王安石隐退于金陵,宋神宗独立主持变法,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逝世。神宗死后,反对派奉太皇太后高氏,打着“以母改子”的名义推翻新法。
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看法。根据第一种观点,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国家统制经济,造成国进民退,破坏了民间的经济活力,引发激烈反弹。这种观点比较符合现代自由经济的理念,觉得国家管控和自由市场之间必然是对立关系,只要政府出手,那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然而,在经济管理中,“政府”和“民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国家进入经济领域并不必然导致“国进民退”或“国富民穷”。宋代的经济数据在史料中有大量保存,且数据的质量比较高。到宋神宗元丰时期,无论是土地开垦面积、市场繁荣程度、人口户数,还是国家财政的盈余状况,都达到了一个高峰。还有一项重要指标,就是民间变乱发生的频率,也降到了宋代历史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的低点。如果真的是“国富民穷”,这些现象就没办法解释了。总体而言,王安石变法对当时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来说是改善而不是破坏。因此,第一种观点站不住脚。
第二种观点说王安石任用小人,所以在推行变法的时候荒腔走板,不但没有体现良法美意,反而扰乱民间社会。这种看法也存在严重误读。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人才选拔和吏治整顿,他任用的一批青年官员,能力出众,政绩斐然。这里面有些人如章惇、吕惠卿、曾布等,由于后来政治斗争的原因,被打入了《宋史·奸臣传》,并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还有一批官员在宋神宗去世时还很年轻,没来得及充分成长,就在之后的新旧党争中被埋没了。如果深入历史细节,我们会发现,宋神宗朝的吏治是整个宋代最好的时期之一,对官吏的贪污腐败管控很严格,行政效率也很突出。说王安石任用小人,导致基层吏治腐化、贪污横行,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第三种观点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太过激进鲁莽;他在地方做官的时候,一些改革政策是有效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刀切,就带来了水土不服的弊病。这个观点现在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并不准确。一方面,王安石变法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盲目推行,而是有试点先行,有后续跟进,非常注重节奏和配合。比如青苗法、保甲法、市易法都是先在京畿以及当时处于宋夏、宋辽对峙前线的陕西、河东等地区试行,然后再进一步推向全国。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措施在推行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不少弊病和争议,特别是在熙宁前期刚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反弹特别强烈。但随着新法逐渐展开,后续效果慢慢体现出来,实际上“水土不服”的情况没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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