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室里有位受害儿童，要报警吗？期待有更多人能履行起报警义务( 四 )

去年 1 月，最高检的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上提出，「两项工作不能等」，其中之一便是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3 个多月后，九部委的《意见》出台，报告成为必须承担的责任。
程杨回过头看，这种强制「是绝对必要的」。
他记得，那位来自贵州农村的母亲最初对报警的态度是摇摆的。那天在治疗室，她念叨最多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
两个孩子年纪还小，如果公公被抓，没有人带孩子，她就无法出去打工，孩子就会没有生活来源。而且，公公偶尔也能接些零工补贴家用。
程杨把她的摇摆和医生们的顾忌一并定义为「成人世界的考虑」，对女孩而言，「这些考虑其实没有意义，不继续遭受侵犯，就是她最好的结局」。
参差的宣传
一项新的制度出台，首要工作便是传达到需要了解它的群体。
郭宏敏知晓强制报告制度的时间，远早于发现那位被虐待至死的 10 岁女孩。在她的印象中，医院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培训，其中一次在那起案件的前一年。
2018 年 12 月，新乡开始推行强制报告制度。郭宏敏所在医院的医务处主任王锐告诉「偶尔治愈」，收到文件的当周，院方就在圆桌会议上做了通报，让各科室组织学习。其中，急诊科、儿科和妇产科是重点，「确保每个医生都通知到」。后来，在这几个重点科室的走廊上，还张贴了检察院提供的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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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医院都有如此及时的宣传。
程杨得知那位 7 岁的性病患者时，九部委的《意见》已印发一月有余，但他从未听闻。当晚在场的其他医生，也不知道强制报告制度的存在。因此，大家才在无法联系上当事人的情况下，一致决定暂不报警。
微博发出后，有网友介绍了强制报告的相关规定，也有重庆当地的检察官实名留言，督促程杨履行报告义务。但这些信息淹没在成百上千条私信中，并未被程杨获取。
如果那对母女次日没有返回医院，他和同事不会有陪同报警的机会。这条本该报告的案件线索，也许就流失掉了。
一些地方已然出现这样的漏洞。
去年，湖北恩施市检察院在受理一起未成年女孩被性侵的案件时，发现她曾先后在乡镇卫生院、市妇幼保健院和州中心医院就诊，但 3 家医院无一报警，也没有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为了解个中缘由，分管未检工作的副检察长联合市纪委监委，一同走访了涉事的卫生院以及辖区内其他医院的儿科、妇科门诊。结果发现，被抽查的医院科室主要负责人和接诊医生均不知晓强制报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