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是参与人类历史进程的伙伴” ——文物中的野生动物( 二 ) 梅兰芳|大帅|打榜|粉丝|总长|梨园|低薪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爱尔森指出：“动物成为人类话语中最常用的符号。动物的体能一直作为人类能力的衡量标准，动物的名称与形象被用于表达政治概念。”
作为猛禽，鹰是食物链顶端的物种，也是统治者的最爱。
尚永琪介绍，在匈奴文化里，狼可能成为部族的图腾，但鹰一定是王者的专用标志，这也是从匈奴、鲜卑到突厥、契丹等一系列草原文明的特征。

文章插图
鹰。（国际爱护动物基金（IFAW）供图/图）
在辽金两代，猎鹰中的佼佼者“海东青”，被契丹族和女真族视为世界上飞得最高和最快的猛禽，是“万鹰之神”。作为猎鹰，它能搏击身材远比自己大的天鹅、大雁，这种勇猛气概也为统治者所珍视。
辽代，“海东青捕天鹅”既是皇家仪式，也是颇流行于契丹族上层社会的图案，出现在许多玉雕、金银器中。
王维的诗“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描写的是唐代用猎鹰狩猎的场景。鹰猎是草原文明的传统，据尚永琪研究，至迟自北魏开始，鲜卑族皇帝的宫廷就设有专门的“鹰师曹”机构来管理皇家鹰隼，这一传统也为唐代所吸收，并进一步发展为“五坊”，还配备有“五坊户”，也就是给一批百姓上特殊的户籍，让他们专门为皇帝打猎豢养雕、鹘、鹰、鹞、狗五种动物。
不过尚永琪认为，古代的汉族统治者只是将鹰猎吸收为一种娱乐方式，并未像草原民族那样认可鹰为王者的标志。“作为农耕民族，我们崇拜能行雨的龙，而非会打猎的鹰。”
农耕文明对食物链顶端物种的崇拜，不只是神化的龙，还有虎。河南濮阳一座仰韶文化遗址里，左右两个坑分别用蚌壳摆成虎和龙的形状，有学者解读在上古时期左为尊，虎可能比龙更受人膜拜。
狮子中国化的过程
中原王朝以龙而非现实存在的某种动物作为皇权的象征。但在古代中国构建的国际秩序里，动物形象的文物也发挥了一定用途。
尚永琪发现，中原王朝历来有将各方上贡的珍奇动物，交给宫廷工匠、画师描绘出来的传统，他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占有心理”，用这种方式彰显国力强大、四方宾服。从西汉时代一个惟妙惟肖的错金银云纹青铜犀牛尊，到明朝画家画下郑和船队从非洲带回来的一头长颈鹿，可能都是这种心理的延续。

文章插图
国家博物馆藏，西汉时期的错金银青铜犀尊。犀牛似乎都只生活在热带，但中国古书中也有记载。（动脉影/图）
外来的物种也渗入到中国的文化中的一个典型，就是狮子。
对比唐代逼真的、西亚风格的石狮子，始建于金、重修于明的卢沟桥上石狮子憨态可掬，与真实形象差异甚远。尚永琪认为，从汉到唐，狮子的形象是越来越逼真，自唐以后狮子形象则越来越不像真狮子。这一方面是因为汉唐是丝绸之路的兴盛期，通过朝贡、战争、通商，当时的人看到真狮子机会较多，另一方面也与西域文化东来有关。
据记载，西域向中原王朝首次进贡狮子发生在东汉，《东观汉记》留下了中国人看到狮子的初感受：“狮子形如虎，正黄，有髯耏，尾端绒毛大如斗。”不过，狮子形象在民间的传播，还是源于宗教。
在古埃及、希腊、波斯文明中，狮子是帝王的象征，也逐渐被吸收到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进入中国后称为“祆教”）以及佛教的符号体系中。一个北魏时期的老百姓可能无缘目睹真狮子的风采，却知道在给家人祈福的造像碑上，要给佛祖脚下刻两只护法狮子，也可能见到过晋阳城的祆教庙宇里有狮子形象的石雕。
山西博物院收藏有隋代一名旅居晋阳的粟特人的石椁，在这个石椁上能看到波斯风格的狮子雕刻，动作生猛，充满力量感，与有抽象传统的中国动物形象迥然不同。就是这种“波斯狮子”，极大地影响了唐代石狮子的形象。“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只要好看我就直接学的时代。”尚永琪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