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国80余年后，“庆历新政”天折，然变法思潮未艾！意外|答案|读者|真实|郭芙|杨过|中年

【北宋建国80余年后，“庆历新政”天折，然变法思潮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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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势官豪强大量隐漏田赋的情况，从宋太宗以后，宋朝政府曾多次下诏均田税。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7)，推行了郭谘、孙琳在洛州肥乡县（今河北肥乡）实行的“千步方田法＂，清查隐漏田赋的土地。但是不久，这场清查就因许多官僚地主的反对而停止了。这种均田税与反清查的斗争，反映了北宋中央政府和豪强地主之间，在地主阶级全局利益和豪强地主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有一些人出于对社会危机发展的忧虑，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在范仲淹受排斥时挺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事、以文学知名的人士。01、庆历新政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读书很刻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5)登进士第，开始了宦游生涯。范仲淹在当地方官时，就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的名声；后来被推荐到朝中为官，又以敢于直言、不畏权贵而著名。景祐三年 (1036)，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去权知开封府职事。从此，“朋党”问题成了宋朝统治集团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到了庆历初年，因为对西夏的战争连年不息及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社会危机加深，宋朝的各种弊政暴露得更加清楚，长期执政推行因循守旧政策的吕夷简因不能辞其咎而地位发生动摇，欧阳修甚至指责他任宰相期间“坏了天下”。而长期受吕夷简排斥的范仲淹，因为在陕西对西夏组织防御战争的贡献而声望大增，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等人也先后被召回朝廷任职，要求革新朝政的势力在朝廷里面加强了。士大夫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这时也更加强烈。在庆历二年 (1042)五月，欧阳修就上疏说“天下之势危于一岁”，并分析了当时的各种弊端，要求宋仁宗不迟疑地“革去旧弊＂。一向昏庸的宋仁宗在这时也不能不对时局感到忧虑，遂于庆历三年(1043) 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表示了改革天下弊事的意向。要求革新的势力也进一步抬头。范仲淹、韩琦、富弼、余靖、欧阳修等有名望的大臣都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建议。宋仁宗遂于庆历三年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让他们兴致太平，就当世急务提出处置意见。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一再以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心国事，提出改革意见。后来又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等人，并破例赐坐，发给笔札，让他们当面陈述政见。范仲淹和富弼在惶恐避席退出后，分别向宋仁宗呈送了自己的革弊建议。范仲淹认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宋朝建国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已经到了“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时候了，他具体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命等十条立制度、振纪纲的建议。这十条建议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以往官员按固定年限升迁的制度，对官员进行严格考核，按政绩的优劣分别升降；改变恩荫官员冗滥的状况，对官员恩荫子弟为官，要严格加以限制；对地方长官的委派，要由中书省和枢密院负责严格选择；改善科举制度，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取士办法，以吸收有经世致用的人才补充官僚队伍。富弼的建议，主要内容也是要求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逐步改善吏治。范仲淹的建议，大部分都为宋仁宗所采纳。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庆历四年(1044)上半年，宋朝根据范仲淹革弊主张，陆续发布诏令，对内外官员的考绩升迁办法重新做了规定，对大臣陈请子弟亲戚任馆阁清要职事及转官升迁都加以限制，还对恩荫制度重新做了规定，各级官员恩荫子弟亲戚的人数和官职都做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限制，要求各路地方官注意兴修水利，尽可能合并人口较少的县份，以减少吏役的人数，使减少下来的役人回乡务农。这就是所谓“庆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