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他在中国引爆了思想的火药桶( 三 ) 东晋|谢灵运|谢氏|王羲之|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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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作者：（美）约翰·杜威编者：顾红亮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杜威的中国弟子们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杜威思想在中国广泛的传播，除了其思想本身的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他众多中国弟子的宣传推广。20世纪初，中国不少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杜威的有郭秉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刘伯明、郑晓沧、李建勋等人。这些人回国后大力宣传杜威思想，同时用杜威思想积极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从文化教育、思想学术等各方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他们对杜威的思想也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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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夫妇与学生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奇普曼、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郭秉文（1880-1969）是最早接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他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参与南高师创办，先后任南高师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他主持的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被教育界称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他直接将杜威的思想应用于改革实践。他邀请杜威来南高师做报告，聘请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来校任教，管理东南大学时，他延揽师资，崇尚实学，并将数百名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来南高师，使之成为南高师、东大师资的主要来源。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培养，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兼顾个性发展的教育方针，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由选择学习科目或有一定限制地选课。他倡导民主治学，通过“三会制”将教授治校放在首位，在学生中实施“自动主义”，使东南大学成为实施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胡适是杜威最为知名的中国弟子，他于1910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被公认为接受和实践杜威社会和政治学说第一人。在阐释杜威的经验主义时，他说，“教育即是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经验。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人生四围的境地；即是改变所接触的不知所措，使有害的变为无害，使无害的变为有益……”经过胡适的解释，杜威的“经验”成为与“生活”相同的含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生活，便是增添经验，进行教育。这一解释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基础。胡适尖锐地批评当时的中国学校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认为这是亡国的教育。1922年领导新学制改革时，他将“注重生活教育”和“注重个性之发展”列入“七项标准”中。他强调教育与生活的一致性，强调要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为发展个性教育，还主张在学校采用选科制和学分制，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教育。可以说，胡适完全遵循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蔡元培也曾说胡适“不但临时的介绍如此尽力，而且他平日关于哲学的著作，差不多全用杜威的方法”。北大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曾于1912年赴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1917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北大校长及教育部长时，他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推广杜威思想，注意用杜威“生活教育”理论，去观察和分析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以历史教学为例，他指出教学应当以学生生活需要为主体，以平民生活为中心，注重历史与生活的有机结合，并以解决当前问题为要旨。他提倡注重自动、自治与训育，形成良好的民主素养，使个人健全活泼，并提倡个性教育，这些都与杜威的哲学理念一脉相承。与胡适同龄的陶行知，1914年赴美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学市政半年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等人。1917年秋回国，开始了他教育和改革实践的生涯。陶行知继承了杜威的教育理论。他强调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作用，说“改造了人便是改造了社会”。他认为国家兴亡系于教育，若能普及教育便能影响祖国变革趋向，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他们都重视教育与生活间的有机统一。他继承了杜威“教育存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是教育的深化和延续”、“教育必须与生活紧密结合”的观点，主张“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生活即是教育，教育即是生活”，倡导民众于生活中寻找智慧，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教育，提升自我。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国民教育水平落后，列强外来侵略和内战不断。如何开启民智，促进人们爱国觉醒，推动社会变革成为时代的呼唤。陶行知认为对3亿农民普及教育至关重要，1922年，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实践基础上，陶行知结合中国农村实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主张，将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思想直接倒了个儿。他提倡的生活教育是一种在社会中、在生活中进行的教育，社会有多大，生活有多广，教育就有多少。他倡导青年应该投身于社会，将教育场所扩大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将人类的生活场所变成人类受教育场所，在社会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品格，形成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他看到中国“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学生被动学习，缺乏主动创造性，在杜威“从做中学”的基础上，提出“教学做合一”：“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要根据做的法子”，强调了知行合一，更突出了教学做的有机统一，比杜威“从做中学”的理念更进一步。他的教育理论可以说是杜威思想在中国实践中的创造和发展。正如费正清评价说：“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20世纪20年代，借着五四运动的兴起和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感召，中国教育改革进入风起云涌的时代。杜威的这批中国学生，在中国大力推动实用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开创了教育实验的先河，推动了新学制改革。他们将杜威思想引入到教育实验、教育政策的制定、课程教材改革与社会改造中，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受到了批判，他的中国学生们也纷纷受到影响，此后对杜威思想的研究一度陷入沉寂。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知识界开始了对杜威思想的重新反思和评价。时至今日，人们对杜威思想的现实价值、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及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又重新给予了肯定，对他的研究也成为当下知识界的一大热点。值此杜威来华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我们在这里讨论杜威、再次认识杜威，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思我们自己，反思当下的教育，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作者：周雪敏编辑：徐学勤、李妍、沈河西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