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他在中国引爆了思想的火药桶( 二 ) 东晋|谢灵运|谢氏|王羲之|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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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重构：杜威教育学与心理学》作者：（美）约翰·杜威编者：李业富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美好的期望和善意的批评杜威一直对中国政治和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时刻关注中国的问题与时局命运，包括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用他女儿的话说，中国是杜威仅次于美国最爱的国家。杜威前后留下了几十万字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包括时论、论文、游记、来信答复、解密报告、家信和演讲等各种形式。他描述了当时中国发生的各种现象，除了评论和对策建议外，也包含着他对一些中国人与现象的批评。他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基于希望中国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他一踏进这块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国度，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对国际时势的关注和此前对东方的无知，使他对这块土地充满了好奇。有人说他既是一名访客和旁观者，又是观察家，既是老师，又是有学问的学习者。1919年6月1日，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说道：“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在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五四运动席卷了全中国，从北京到上海乃至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纷纷给予支持。最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杜威说：“你无法想象未签署《巴黎和约》对中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这可说是属于公众舆论的胜利，也可说归功于这些男女学生的推动，当中国能独力做到这类的事情时，美国实在应该感到羞愧。”在《中国人的国家情感》一文中，他告诉西方人：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此前的十年里，西方数次宣称“中国正在觉醒”，杜威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当他看到高师工科部的学生动手建造三幢校舍，工科部受到鼓舞想办艺徒学校，来为工厂提供好的工人，而棉业行会非常热切和学校合作时，他敏锐地感受到，这是“商人和行会第一次真正受到鼓舞起来改进实业方法”，“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并且是和学生一道”。在1919年7月4日的信件中，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有趣、在学识上获益最丰”的一次旅行。对中国的热爱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事情的判断。尽管他被自由主义的学生和“新青年”们包围，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他认为，必须从中国自身的情况出发，去理解中国的历史，而不应该用近代西方的那些政治概念来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他认为，现代中国遇到了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与自身不同的组织起来的世界，遇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人的力量，而是无法计算的物质力量——战舰、大炮、铁路、奇怪的机器和化学制品。中国必须改革，但因为有自己长期形成的政治传统和见解，变革将变得长期而艰难。对于美国和远东、中国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角色，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家长式的”。在许多家庭中，当处于照料和保护下的青少年成长到足以宣誓独立时，就会有危机。在国家这个大家庭中也一样。“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们很可能需要许多耐心、宽容、理解和善良的愿望，把已经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赞助人色彩的传统家长式态度，转变成对于和我们平等的文化的尊重和珍视的态度。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作出这种转变，这个国家和整个远东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变得更糟。”杜威认为，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容易引起误解，他劝说美国不要干预中国内政，呼吁美国“要像国家对国家那样对待中国，而且要让其他国家寻求类似独立不依的道路”，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给每个国家一个处理自己事务的机会”；美国应该取消所有的特权和单方面的关系，以便使中国人的注意力可以聚焦于改善他们自己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