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甘落寞,死于非命的明初才子解缙( 二 )


得亏解缙是新科进士又得朱元璋那么几分喜爱,这要换了别的大臣脑袋早搬家了。
其实说起来大名鼎鼎的晚清四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也干过这事儿!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正月,初即位的咸丰皇帝也曾下诏“求言”,让大臣们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刚为官不久的曾国藩也比较耿直抱着自己忠君爱国的拳拳之心给皇帝一连上了《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多道奏疏,最后又来了个《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你猜最后怎么样?他成功的把咸丰皇帝惹恼了,曾国藩差点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也幸而当时的咸丰皇帝没有把曾国藩怎么样,要不然以后谁来灭“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呢?
可见有时候历代的皇帝下诏“求言”未必全部是真,搞不好只是皇帝的一时兴起说的痛快话儿,解缙作为一个新晋登科的进士,敢于向皇帝朱元璋直陈当时朝政的“弊端”可谓勇气可嘉,但细细想来也是冒着极大风险的,那帮入朝已久的老臣尚且不敢、不能言的话,被他这么一个“毛头小子”给说了。
当然这不能说朱元璋不能虚心纳谏不是个好皇帝,只能说解缙与皇帝的想法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就比如说他说的那条“刑太繁”。
在朱元璋看来“大明王朝”初创,各地是百废待兴,各级官吏中也免不了有很多的奸佞之徒趁机“鱼肉百姓”。如果不严刑峻法那还了得,加之朱元璋是贫苦出身见惯了各级官吏的丑恶嘴脸,自然刑罚上也不会饶过这些人。
而在向来沉浸在儒家“仁”的思想中的解缙则免不了理想化的想法,对于现实的黑暗认识没有朱元璋来的深刻。又或者说朱元璋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而解缙则崇拜的是儒家“尚德缓刑”、“明德慎罚”的思想。
朱元璋对解缙的这次上“万言书”是持“宽容与隐忍”态度的,一方面是他要人家给自己提意见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解缙的“新科进士”身份,他可不能因此“寒”了天下士子的心,说他朱元璋诓骗于人在前而后又罪之。至于朱元璋对于解缙的喜爱则微不足道,毕竟曾经得到朱元璋喜爱又被他杀掉的也实在不在少数。
解缙初入官场的“天真”与“稚嫩”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毕竟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也犯过同样的“错误”甚至比他更“离谱了点儿”。
可事情有“再一再二”却不好再有“再三”了。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元璋为了彻底将以前的“功臣勋贵”连根拔起又将“胡惟庸谋反案”攀扯到了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等人,这时候的解缙不知是真不明白老皇帝的用意呢,还是怎么着,竟然上书为李善长等人鸣起冤来。
这一次老皇帝朱元璋可就没有那么大“气量”了,一句话就让解缙“卷铺盖卷儿”滚回了家。
可就算是这样解缙还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按照老皇帝往日和平时的所作所为来看,能够这样激怒于他,最后还能活着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当时的解缙算是一个。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甘落寞,死于非命的明初才子解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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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
二、审时度势,择主而事
8年之后老皇帝朱元璋驾崩,建文帝朱允炆即位。
一心求取“富贵”的解缙又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可是事与愿违。由于以前他耿直的性格不仅得罪了老皇帝朱元璋更得罪了京城的一些“权贵”。
在一些“权贵”的暗中授意下,他被流放到了边疆。不过,好在解缙的运气又一次“爆棚”。朝中还有人为他说话,他才又回到了京城,并出任了翰林院待诏一职。
不久之后,就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大事件”:燕王朱棣“靖难起兵”。
而后经过4年左右的战争,朱棣终于让侄儿建文帝朱允炆“下了课”,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明成祖朱棣。
自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朱棣开始了对建文遗臣的“清洗”。
这时候也许是解缙终于“开了窍”,也许是因为对建文帝给自己的“从九品”翰林院待诏这一职位待遇的不满,总而言之解缙没有选择与方孝孺一样为建文帝“尽忠”而是选择了投靠新皇朱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