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是怎么熬过三次滔天危机的？(14) 智谷君语：民间有种说法

从农民手里吸收了毕生的血汗钱，内控也算了，地方领导甚至基金会一把手的一句话，就能把钱投出去，不知不觉，不用公开。

更为糟糕的是，分税制改革后，基层政府税收收入少了，但事情却更多了，开支不断增加，那时候又没有卖地收入，要花钱只能靠借，甚至有些基层政府需要借高利贷发工资，结果是各种借贷不断攀升。

据1997年农业部对7省的调查，乡级政府平均负债约200万。到1999年全国乡镇负债超过300亿。

为了解决地方财政危机，一些地方除了强行让农民交纳各种税费、乱摊派、借高利贷，还有就是把手伸向了基金会，本来应该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机构，在变成类银行后，最后变成了乡镇政府的提款机，它们派人担任领导，用各种方式将农民毕生的积蓄洗入财政以及自己的腰包。

但在当时农民兄弟眼里，政府派人来当基金会领导也是件好事情，说明国家承认，说明基金会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被纳入国家广义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