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讨厌总有人问 \＂同志间谁做男人谁做女人?\＂上周又被问了那个问题:“同志间发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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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讨厌总有人问 \"同志间谁做男人谁做女人?\"。异性恋|男同---

上周又被问了那个问题:“同志间发生关系，谁做男人?谁做女人?”

这个陈词滥调的问题没有答案，因为其本身就有问题:它预设了 “发生(性)关系” 的必是异性男女，才会有后半句的追问;但这个预设其实又与前半句矛盾，既然是同性关系，那何来异性之分?因此，这个问题是在异性恋模式下才会出现的悖论，即 “同性间的异性性行为”，本身就无法描述同志性关系。就如在日剧《大叔之爱》中，蠢萌的(前)直男春田答应了和男同事阿牧交往后，搞不懂情况地问他:“那么我是你的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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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大叔的爱》剧照

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反复出现也反映了更大的问题。对于在近代开始才被划分出的同性关系，人们依旧还未能找到或是习惯相应的语言与框架来描述它，因此很多人仍是借用传统的异性恋语言来对其分析和解释。一方面这或是无奈之举，但另一方面这也便是主流霸权意识形态自身巩固和再生产的最好途径。

问这个问题的往往是异性恋友人，但这种 “同志间分公母” 的观念在同志群体中也十分常见，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或隐或现的主流，如2018年美国电影《路易之后》(After Louie)中，激进同志运动一员的山姆便未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所观察到的中国大陆地区男同志群体中，这一现象也十分普遍。首先它非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同志和异性恋成长于相同的男权体制，并接受了相似的社会性别(gender)教育(比如在日剧《弟之夫》中，双胞胎兄弟二人有着不同的性取向，且同志弟弟得经过曲折的自我摸索后才能意识到自己不同的性欲望)。

在漫长的文化历史建构中，异性恋模式早已经被预设为唯一的 “正常” 的存在，是人类的某种 “天然本质”。上野千鹤子在其《厌女》一书中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来就得面对一个既有的语言世界，这种语言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者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先于我们的被规范的世界之中，因此当我们使用一些语言来表现某个事物与某种行为时，语言自身的建构历史便会浮现出来。

以异性恋模式来看，男女二元的社会性别是它最基本的结构。而如德里达所指出的，西方传统二元论是一个等级制。社会性别与阶级和种族等因素结合，形成一整套严密的等级网络。在这张网络中，男性占据统治与权力位置，是那些能够在理性和光明指引下逃出幽暗洞穴的主体;女性则成为幽暗洞穴本身，并且被指定为他者与客体。上野千鹤子浅白地指出，厌女症的出现便是因为女性被 “他者化” 的客体身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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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一书

这一点在诸多日韩家庭伦理剧中表现鲜明(如《邻家月更圆》)。女性在家庭中被塑造成贤妻良母，在影视中被凝视;聚集在一起的男性讨论女性就好似在讨论另一个星球上的生物。“女人该如何如何” 的日常话语背后潜藏的是男性权力对其的身份设置;而 “女性化”、“女性气质” 也成为男性群体(包括男同志)在男性气质的操演中最为避之不及之物。

在男同群体中出现的 “攻”(top，或一号)与 “受”(bottom，或零号)原本只是性交体位的代称，但由于传统异性恋模式的影响，这些词潜移默化地开始与 “男性” 与 “女性” 相结合。人们把异性恋插入性行为的主流模式直接带入同性间的性爱，即男性主动，女性被动(当然事实上，男女间也并不是这样不可)-- 男同间的性插入在其意义尚未清晰时便被传统异性恋这一套所占据。于是作 “攻” 的男人是 “真男人”，而作 “受” 的男人则成为 “女性化的男人”。随着语言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男同群体中出现了公然的直男癌与厌女症患者:许多男同志标榜传统男性阳刚气质，觉得这样才算 “真男人”，而排斥娘与女性化，或者有 “受” 比 “攻” 低贱(less)的观念。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同性间出现了 “异性性行为”。虽然双方都是同性男子，但他们的性行为却是异性恋式的。

遍布男同群体的依旧是按照异性恋模式所分出的各种性别气质，并根据它与主流的距离产生层层等级，于是 straight-acting，muscle for muscle 以及 real man 便成为主流，而任何的娘、sissy、女性化都遭到排斥。但吊诡也就在这里，“攻” 厌恶娘的 “受”，但他却通过在性行为中对 “受” 进行女性化贬低来获得自己的快感与权力欲。上野千鹤子指出，这正是厌女症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这一点在男同做爱中的语言(所谓的 dirty talk)里得到传神的反映:“攻” 会以一系列诸如 “贱人”、“骚货” 或 “bitch” 等等称谓称 “受” 的一方，以女性性器官的名称(如 “pussy”、“逼”)指称 “受” 的性器官。同性情侣间时常还会出现异性恋夫妻代称，如 “攻” 被称作老公，“受” 被称作老婆……这一建构过程之所以能 “成功” 以及带来快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异性恋模式中两性关系 -- 一方低于另一方。而如果男女两性是平等的，便不会出现性行为中的贬低。

通过这一行为，我们立刻发现异性恋意识形态在男同群体中的强大影响，虽然男性所欲望的 “他者” 同是男性，但最终他仍然可能会利用异性恋模式来贬低和打压对方，以制造不平等 -- 在男同群体中，不会出现女性却自始至终都有女性的身影。正是通过这一潜在的他者，男同的性行为得以产生并且在看似激进的外表下隐藏着与主流霸权意识形态，以及与厌女症的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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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路易之后》剧照

在《路易之后》中，两代同志对于 “攻” 与 “受” 的对话直接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性别与女性的不同理解。年轻的同志布兰登指出了山姆及其朋友思想中的异性恋意识形态以及厌女症。山姆曾是上世纪美国纽约艾滋病运动组织 ACT UP 的激进成员，在他和朋友的观念中，最大的耻辱就是 “渴望 cock 的女人”，而 “受” 也被划入其中。因此，这一出现在男同群体中的异性恋意识形态和厌女症并非短期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并且渐渐成为主流。

语言并非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当我们尝试开口说自己时，如果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那么就必须挪用已有的，但这一挪用是双刃剑 -- 它能帮我们表达，同时我们也受它传统的内涵影响，这一点在传统侮辱和谩骂女性的语言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我们很难找到用于男性的相似词语)。在这二者的角力中，由于传统异性恋模式的霸权地位，关系渐渐向后者倾斜。

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指出，挪用本身也暗示着创造新意义的潜能。无论是变装(drag)对于传统二元性别的颠覆，还是同志群体对于如 gay 和 queer 这一类词语的再改造，使其以为己用。按这一逻辑，挪用了异性恋模式的同性性行为也应该能通过其扬弃，从中诞生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与意义。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在对传统异性恋模式(如婚姻)和意识形态的挪用中，最终为其所规训，那 queer 也好，gay 也好，就丧失了本有的激进力量。我们对齐泽克那个经典笑说稍作改编，便是:这些同志看着像异性恋，听着像异性恋，他们就是 “异性恋”。这才是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