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王雍君：数字经济背景下支持“双循环”格局的财税政策设计( 七 )

现行体制下，转移支付被划分为“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未事先规定用途，后者则预设特定用途；两者的界限在实务上相当模糊，以至哪些划归“财力”、哪些划归“专项”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
常识和原理告诉我们，良好的决策与管理不可能在有缺陷的分类下达成，因为如何分类大致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与格局，进而决定资源流向和流量，进而影响过程和结果。总的来说，正确分类的特殊重要性常被低估。只是满足“既合乎逻辑、又直达目的”的分类，才是正确且合意的分类。合乎逻辑意味着分类上的既无重复、又无遗漏。
以此言之，将转移支付从现行的“一般/专项”框架重构为“开发性/均等化”框架，既是必需的也是适当的。 “一般/专项”的分类明显基于用途（usage），尽管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因与有效配置资源这一根本目的联系很弱，无法为转移支付的空间配置创设充分基础。
无论如何，当前转移支付体制的分类紊乱与任意性问题亟需解决。从支持管理决策和双循环格局的角度看，重构为“开发性/均等化”框架不失为最优方案，并确保划分标准的清晰性和充分性以确保有效执行与实施。
具体地讲，开发性转移支付应基于流动性，依据对中长期增长前景的评估，采用空间集中点模式，确保财政资源被集中性分配给作为“增长中心”或“增长极”的少量潜力区域，避免“政出多门、钱出多门”式的碎片化和“洒胡椒面” 。此现象的盛行至今仍是政府间财政体制上的顽症，招致诸多负面后果。
与开发性转移支付直接联结竞争中性（共同市场）和集聚经济（区域发展战略）不同，均等化转移支付直接联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并间接支持竞争中性，但与集聚经济目标存在潜在冲突。集聚经济目标要求资源配置以“人的需要”和区域发展潜力为基础，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在特别有希望的区位——精心选择的增长中心；相应地，要求人力资源项目起主导作用，以鼓励人口、教育与培训、机会均等和就业信息系统地流向潜力区域。
均等化转移支付基于非流动性，旨在满足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最低服务标准，即便并非潜力区域。总的来说，它根植于如下理念：一国公民无论身居何处，亦无论其经济状况和社会背景，均享有获得最低标准基本公共服务供应的权利。这项权利附着于社会共同体成员这一共享身份之上，因而与生俱来，反映社会成员资格意义上的、最基本的社会平等形式。这种平等形式可以兼容、甚至要求经济财富分配上的某种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