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孙立群 | 隐逸之风( 六 ) 隐士|品格|士人|司马|孙立群|魏晋|老年

四
隐逸方式之三：恬淡、自适的田园之隐
从以上所论魏晋士人隐逸的两种方式看，山林岩穴之隐是古老、传统的隐逸方式，其源头可追溯到周代的伯夷、叔齐，他们不食周粟，避居首阳山。此后，每逢乱世，总有人隐逸山林，至魏晋仍有不少人在山林中隐逸。但是，山林之隐的生活实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招隐士》，形象地描绘了山林中岩嵯峨，云气弥漫，枝叶纠结，杂草丛生，虎豹嗥叫，猿群啸的景象，使人感到十分恐怖（《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汉文》卷二）。朝隐固然可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山林之隐的清高，然朝隐充其量是精神的向往，是“心隐”，而非亲临自然环境，既不能享受自然之美，又不可能真正获得人格的完满和独立。既然山林岩穴之隐和朝隐均有所不足，于是人们开始要求更理想的隐逸环境。东汉中期的张衡在《归田赋》中所描绘的就是士人隐逸的理想之地：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仓鸟庚鸟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钩长流。（《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汉文》卷一五）
不过，张衡还只是约略提到其隐居之处所具备的各种景观，并不具体。东汉末年，仲长统就明确提出了隐居的诸景配置。《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林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如果说，园林对于张衡、仲长统还仅仅是憧憬和理想，那么，到建安时期，曹操在邺下已有了颇具规模的园林，称西园。曹氏兄弟与建安诸子常在此宴聚、游览和吟咏。不过，曹氏的西园并非为文人自己拥有，文人在那里与曹氏父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表现的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应酬，他们不过是曹氏的帮闲、点缀，其人格也没有独立。
两晋时期，士人尚玄之风愈炽，并且“朝隐”又有了理论上的支持，营建园林成为官僚士人体玄识远，脱俗不凡之举。石崇、谢安、王羲之、许询、孙绰、郗超、谢灵运等高门名宦几乎都热衷经营自己或大或小的园林，谢安颇具代表性。谢安素有东山之志，《晋书·谢安传》载：“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后因其弟谢万遭废黜，谢安方有仕进之志，时年已四十余。谢安虽居高官，仍对园林一往情深，“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官僚士人营造园林，具有明显的朝隐特色。
此时，喜作园林之隐的另一种人是在野士人。他们为了远离政治，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完善，选择了这一隐逸方式。如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的嵇康，“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环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世说新语笺注》简傲注引《文士传》）。估计嵇康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园子。江东陆氏世为吴臣，晋灭吴后，陆机、陆云兄弟隐居华亭之园林十余年。《世说新语·尤悔》注引《八王故事》：“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
与上述自作园林的人不同，真正在隐逸中获得人生乐趣，并表现出独立人格的是作田园之隐的陶渊明。前面已经提到，陶渊明数度入世和出世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密切关系，此外，陶渊明选择隐逸还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从陶渊明的思想看，他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曾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儒家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对陶渊明还是有影响的，他曾表示要“大济于苍生”。在陶渊明看来入仕乃天经地义之事，他数度出山也属正当之举。不过，陶渊明青少年时代在接受儒家思想教养的同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濡染，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性刚才拙”。这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颇具道家思想的特色。受道家思想影响，陶渊明不是一个充满功名心，欲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之人，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晋书》卷九四《陶渊明传》）。因此，他常常调整自己的人生坐标，或入或出，均以是否合乎自己的心愿为准。毋庸讳言，陶渊明出仕固然有实现“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的志向，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生计。颜延之《陶征士诔》说他出仕是因为“母老子幼，就养勤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八），陶渊明自己也多次提到因家境贫穷而出仕。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写道，“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在昔曾远游，直到东海隅……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之十）。在《归去来兮辞》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