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孙立群 | 隐逸之风( 五 ) 隐士|品格|士人|司马|孙立群|魏晋|老年

由朝隐而充隐，充隐者有的在朝廷，也有的在山林。刘宋时，雷次宗隐居庐山，虽不入仕，但与朝廷关系密切，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宋文帝下诏以示表彰，并将雷次宗请到京城，在钟山脚下为他建筑房舍，谓之“招隐馆”，还请他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梁朝陶弘景，虽隐居茅山，却非常关心朝政。他与梁武帝互赠礼物，交往密切，“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晋书》卷七六《陶弘景传》）。陶弘景与那种潜心在山林、不问时务的隐士相比可谓十足的假隐士，然而用朝隐的理论来分析，似乎又顺理成章了。魏晋时还有一些有闲好事者，花钱供养隐士。《晋书·郗超传》载：郗超“性好闻人栖遁，有能辞荣拂衣者，超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仆竖，费百金而不吝”。这些人与其说是隐士，不如说是饱食终日的寓公。既有高官厚禄的物质享受，又有隐逸山林的高雅情致，这才是他们人生的理想境界。正如王康琚在《反招隐》中所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一五）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多变的政治时局中，朝隐者心态亦不同。有的居官不理事，所谓“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卷七五《刘惔传》）。《南史·袁粲传》：“粲负才尚气，爱好虚远，虽位任隆重，不以事务经怀。独步园林，诗酒自适。家居负郭，每权策逍遥，当其意得，悠然忘反。”也有一些人通过朝隐，尽量远离政治是非之地，达到避祸、保全自己的目的。《南齐书·王秀之传》：“（王）瓒之历官至五兵尚书，未尝诣一朝贵。江湛谓何偃曰：‘王瓒之今便是朝隐。’及柳元景、颜师伯令仆贵要，瓒之竟不候之。”王瓒之身为朝臣而不与权贵显要交往，不仅避攀附权贵之嫌，还有保护自己的目的。柳元景、颜师伯后因谋废前废帝刘子业而被杀，与他们亲近的朝臣无一幸免，王瓒之却因与他们往来少而未罹此祸。阮籍亦是企图以朝隐来保全自己的。他自正始三年（242年）至景元三年（262年）多次出仕，任职虽多，却几无政绩可言，人们知道最多的是他嗜酒弹琴，放荡不羁。这是因为阮籍的处境相当微妙，又相当危险。就他的政治倾向而言，属于曹魏一派，但是，曹氏集团腐败无能，根本不是司马氏的对手。他不敢公开站在曹氏一边以免招致杀身之祸，成为曹氏的殉葬品。司马氏集团也知道阮籍的名声很大，杀掉他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失去士人的支持。于是一方面让阮籍任职，一方面对他又听之任之，并不强求有何政绩，只是做出一种招贤纳士的姿态而已。阮籍深知司马氏的用意，他顺水推舟，充分利用司马氏给他的生存空间，任职不理事，“遂酣饮为常”。司马氏对此并不计较，甚至“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阮籍朝隐，似乎很潇洒，毫无顾忌，但他十分清醒警觉。表面的放达、朝隐，取代不了他内心的痛苦，读阮籍的《咏怀诗》，方知他对政治高压的恐惧和对真正隐逸生活的向往。举以下二首为证：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己。（其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九）
透过这些弥漫着恐惧伤感的诗句，我们仿佛看到外表放达、而内心极其痛苦焦虑的阮籍。他虽然任职朝廷，但并非沽名钓誉之徒，实属不得已而为之。阮籍在恶劣的环境中，竭尽全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然而在司马氏的政治高压下他最终没有守住最后的阵地。故对阮籍之“朝隐”应做具体分析，不宜与利禄之徒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