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孙立群 | 隐逸之风隐士|品格|士人|司马|孙立群|魏晋|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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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先生2020年2月10日孙立群病逝，享年70岁。
孙立群，天津人，生于1950年4月15日。197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工会主席、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等，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
孙立群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士人生活》、《中华文化通志·社会阶层制度志》、《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等及合著合编的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国家图书奖、天津市社科奖、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奖励。2006年起，孙立群教授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合作并担任多期主讲，先后主讲“吕不韦”、“李斯”、“范蠡”、“我读经典之解析《韩非子》”、“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从司马到司马”等题目。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仕与隐是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中心内容。仕与隐的思想根源来自儒道两家不同的人生哲学。入世则“治国平天下”，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出世则隐居山林老泉，求得自身的解脱，实现道家的自然人格。魏晋时期隐逸之风大盛，由士人隐逸而形成的隐逸文化对中国古代士人的品格、社会生活以及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隐士与政治风云
隐逸与政治向来就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注疏·卫灵公》）。所谓“有道”、“无道”，指政治状况而言，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由这时“无道”的政治状况造成的。实际上，隐逸之风在东汉中后期就形成了。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许多士人走上了隐逸之路。《后汉书·逸民列传序》称：“汉室中衰，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尤其在党锢之祸中，无数因关心社会、热情参与政治的士人被残害，使人们对东汉政府失去了信任，其离心力越来越强。《后汉书·荀韩锺陈列传》还记载：“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立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惛，而其风愈往。”为躲避祸难，士人纷纷寻找保全自身的安全地带。
魏晋时期，政治斗争十分尖锐，卷入政治旋涡的士人稍有不慎便会丢掉性命。仅西晋，死于非命的士人就有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刘琨、郭璞、欧阳建等多人。一批又一批的士人被杀，对士人阶层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威胁，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他们对现实不满，却又无力反抗，为了逃避灾祸，只好隐居。《晋书·袁宏传》说：“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可以说是士人的普遍心理。然而，封建政权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士人的支持，在魏晋社会动荡之时，谋士的作用尤其重要。不少当政者为了招揽人才，对不愿入仕的士人往往采用强制手段，逼迫其就范。如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不愿出仕，而曹操“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魏书·阮瑀传》注引《文士传》）司马懿也是被曹操所逼，无奈入仕的。司马懿为躲避曹操的纠缠，保全自身，甚至不惜杀人灭口。《晋书·后妃传》载：“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可以想见，当时有的士人虽然不想做官，也不能安生。魏晋易代之际，曹氏和司马氏的争权斗争十分尖锐，司马氏一面对持不同政见的士人进行残酷的杀戮，同时，也强行征召那些他们认为有用之人。
至司马昭时期，司马氏代魏几成定局，名士大多投靠司马氏。有不服者，司马氏则采取高压政策。《晋书·刘毅传》载：“文帝辟为相国掾，辞疾，积年不就。时人谓毅忠于魏氏，而帝怒其顾望，将加重辟。毅惧，应命，转主簿。”竹林七贤之一向秀在魏晋之际也隐居不仕，但他在好友嵇康被杀后，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不得已而出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