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孙立群 | 隐逸之风( 三 )


隐居山林,生活并非那么舒适,不少人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生活。《三国志·管宁传》注引《魏略》所记焦先之隐就很典型。他隐居山中:
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与人相遇,辄下道藏匿。或问其故,常言“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不肯妄语。
魏晋之际的孙登也是有名的山林隐士。《晋书·隐逸传》载,他于汲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
两晋时期隐逸山林之人很多。《晋书·隐逸传》记载:公孙凤“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单布,寝处土床,夏则并食于器,停令臭败,然后食之。弹琴吟咏,陶然自得”。张忠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郭瑀“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山林之隐的生活十分艰辛,但对于这些性格恬淡,意在脱俗,要求人格独立的士人来讲,却以苦为乐。他们当中有人自己劳动,自给自足。如郭文,西晋末年隐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有的授徒讲学,弘扬文化。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这些山林之士在人格上也注重修炼,虽隐居,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突出表现是重精神追求,轻物质享受。他们“食不求美,衣必粗弊”(《论语注疏·微子》),对别人的馈赠也不接受。如郭文隐居余杭深山穷谷,余杭县令曾拜访他,送给他皮衣、韦袴褶,郭文不收,县令让人把礼品硬放在他家中,郭文一直不使用,直到皮衣烂掉。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是山林隐士的人生理想。不过,能够在山林老泉隐居并不容易,他们常为生活所累,有时不得不屈志。《宋书·戴颙传》记戴勃、戴颙兄弟二人隐居于桐庐县深山中,“勃疾,患医药不给”,戴颙无计可施,对戴勃说:“兄今疾笃,无可营疗,颙当干禄以自济耳。”“乃告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后来戴颙不再隐居山林,“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显然,戴颙已从艰辛的山林之隐转为园林之隐,其生活条件一定会大有改观。
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魏晋时代,山林隐士能坚守操节,忍受艰辛,淡漠名利,保全了独立人格,实属难能可贵。

隐逸方式之二:“吏非吏,隐非隐”的朝隐
在魏晋隐逸之风中,有一批朝隐之士。朝隐指官吏在朝任职,而淡泊恬退与隐居无异。朝隐自古有之,扬雄《法言·渊骞》:“或问柳下惠非朝隐欤?”西汉时东方朔公开提出了朝隐。《史记·东方朔传》载:
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东方朔喜欢调侃,有时让人感到不可捉磨,但对此番话若能结合他著名的“答客难”进行分析,可以断定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在“答客难”中,东方朔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才干没有被皇帝赏识。这是因为,“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而君主的权力又非常之大,“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在这种局面下,“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做“崛然独立,块然独处”的隐士呢?不过,东方朔虽有归隐之心,却留恋禄利,只好“朝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