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孙立群 | 隐逸之风( 三 ) 隐士|品格|士人|司马|孙立群|魏晋|老年

隐居山林，生活并非那么舒适，不少人过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生活。《三国志·管宁传》注引《魏略》所记焦先之隐就很典型。他隐居山中：
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与人相遇，辄下道藏匿。或问其故，常言“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不肯妄语。
魏晋之际的孙登也是有名的山林隐士。《晋书·隐逸传》载，他于汲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
两晋时期隐逸山林之人很多。《晋书·隐逸传》记载：公孙凤“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单布，寝处土床，夏则并食于器，停令臭败，然后食之。弹琴吟咏，陶然自得”。张忠隐于泰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郭瑀“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山林之隐的生活十分艰辛，但对于这些性格恬淡，意在脱俗，要求人格独立的士人来讲，却以苦为乐。他们当中有人自己劳动，自给自足。如郭文，西晋末年隐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有的授徒讲学，弘扬文化。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这些山林之士在人格上也注重修炼，虽隐居，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突出表现是重精神追求，轻物质享受。他们“食不求美，衣必粗弊”（《论语注疏·微子》），对别人的馈赠也不接受。如郭文隐居余杭深山穷谷，余杭县令曾拜访他，送给他皮衣、韦袴褶，郭文不收，县令让人把礼品硬放在他家中，郭文一直不使用，直到皮衣烂掉。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是山林隐士的人生理想。不过，能够在山林老泉隐居并不容易，他们常为生活所累，有时不得不屈志。《宋书·戴颙传》记戴勃、戴颙兄弟二人隐居于桐庐县深山中，“勃疾，患医药不给”，戴颙无计可施，对戴勃说：“兄今疾笃，无可营疗，颙当干禄以自济耳。”“乃告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后来戴颙不再隐居山林，“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显然，戴颙已从艰辛的山林之隐转为园林之隐，其生活条件一定会大有改观。
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魏晋时代，山林隐士能坚守操节，忍受艰辛，淡漠名利，保全了独立人格，实属难能可贵。
三
隐逸方式之二：“吏非吏，隐非隐”的朝隐
在魏晋隐逸之风中，有一批朝隐之士。朝隐指官吏在朝任职，而淡泊恬退与隐居无异。朝隐自古有之，扬雄《法言·渊骞》：“或问柳下惠非朝隐欤？”西汉时东方朔公开提出了朝隐。《史记·东方朔传》载：
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东方朔喜欢调侃，有时让人感到不可捉磨，但对此番话若能结合他著名的“答客难”进行分析，可以断定是他真实思想的流露。在“答客难”中，东方朔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才干没有被皇帝赏识。这是因为，“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而君主的权力又非常之大，“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在这种局面下，“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做“崛然独立，块然独处”的隐士呢？不过，东方朔虽有归隐之心，却留恋禄利，只好“朝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