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孙立群 | 隐逸之风( 二 ) 隐士|品格|士人|司马|孙立群|魏晋|老年

从永嘉之乱、西晋覆亡到东晋偏安、刘裕代晋的百余年间，政治状况依然十分恶劣。东晋政权全凭门阀大族支撑，东晋政坛成为政治野心家角逐的舞台。此伏彼起的动乱和仇杀，使许多士人丧命，许多士人看透了这一切，他们对政治的态度，由忧患焦虑变为冷漠恬淡，由热心参政变为消极隐退。用鲁迅的话说，这时，人们“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唯有到大自然中去寻求山林之趣、田园之乐，方能使自己的精神获得慰藉；唯有隐逸，才能保持人格的完整。魏晋士人隐逸的目的是保全自我。汤用彤先生认为：“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也就是说，进入仕途未必能保全自己，隐逸山林反而能获善终。从入仕到隐逸是政治热情的消退过程，对于充满儒家理想人格，意欲“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来讲，无疑是痛苦的选择，有人对隐逸——在田园或山林中默默地度过一生并不那么甘心，于是再度出山，仕途不顺，复归园林。这种仕与隐的交替，反映了士人对政治难以割舍的情结，也反映了儒家理想人格与老庄自然人格在士人心灵中激烈的碰撞。陶渊明便经历了由仕到隐的痛苦选择。他先后出仕四次：第一次是太元十八年（393年），任江州祭酒，时年29岁。《宋书》本传说因为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第二次在隆安二年（398年）前后任桓玄军幕，大约三年后辞官。第三次在元兴三年（404年）又投到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下。同年八月，陶渊明又任彭泽县令，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任职，但他仅做了80多天的县令，便辞职归隐，从此不再出仕，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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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十余年中数隐数出主要原因是政局不稳。这十多年正是东晋政局动荡时期，当时权臣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腐败不堪；继而，司马元显又与其父争夺权力，野心家桓玄乘他们父子争斗之时，起兵击败之，并篡夺晋政权，自称楚帝。后来，武人出身的刘裕又将桓玄击败，晋政权逐渐落入刘裕之手。在这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之时，陶渊明却频繁出仕，说明他是十分关注政治的。可是，陶渊明的理想一再落空，他热情参政，到头来不过成为野心家们所利用的工具，他看透了政治的腐败，便毅然归隐了。
东汉末年以来隐逸之风盛行，清楚地说明隐逸与政治息息相关。隐逸在一定意义上是政治斗争的副产品。有抱负、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真正摆脱政治的纠缠，是不容易的。陶渊明归隐后是否不再关心世事了呢？鲁迅认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总之，中国古代士人从产生之始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视参政入仕如农夫之耕一样，但入仕的结果不是丧失了独立人格，便被政治旋涡所吞噬，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保全自身的需要，他们自然要隐逸了。
二
隐逸方式之一：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
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论及士人隐逸的原因：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己。
应该说，历史上士人隐逸的原因，大抵不出以上几条。士人归隐除客观的社会政治原因外，其个人主观的性分亦十分重要。所谓性分即天性，是指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和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下，人所形成的性格、爱好、兴趣。古代隐士所追求的主要是精神、思想的自由，以及实现人格的独立和完善。从《晋书·隐逸传》所载40余名隐士看，其性分颇有相同之处。他们大都信奉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追求清虚、恬淡的生活，注重修身养性，力图摆脱世俗生活的庸俗和繁琐。如伍朝“少有雅操，闲居乐道，不修世事”。任旭“立操清修，不染流俗”。孟陋“少而贞立，清操绝伦，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谯秀“少而静默，不交于世”。许多人都是朝廷、官府多次征辟而不至。为了求得安心的生活，不少人入深山，依岩穴，作为自己的隐居之地。隐逸入山林有躲避战乱的原因，也有对大自然的向往之情。如颍川人胡昭，“养志不仕”，曹操任司空丞相，“频加礼辟，昭往应命，既至，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归诚求去”。曹操曰：“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于是胡昭隐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魏书·管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