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孙立群 | 隐逸之风( 七 ) 隐士|品格|士人|司马|孙立群|魏晋|老年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其实陶渊明一生都在为过上宁静、适意、恬淡的生活而奔波。为了衣食，他数度出仕，但他不热衷功名，更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也看不惯官场的污浊和黑暗；还有，也可能因为他身体不好，“少而贫病”，有“脚疾”（卷九四《陶渊明传》），刚过而立之年“遂抱羸弱”，无法应付颠沛奔波、俯仰于人的仕宦生活，“不堪吏职”。更由于对大自然、对田园生活的一片痴情，他终于归隐了。
观陶渊明之隐，确实能感到他的脱俗与高尚。就其人格而言，有三方面特色。
第一，顺自然求自由的自然人格。陶渊明在生活中没有多少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也没有表现出对政治的高度热情。他以一颗平常心对待生活，对待人生，没有沽名钓誉和矫揉造作。他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全凭性格和气质，而非世俗的标准。陶渊明的思想不是正统儒学，而是与老庄的“自然”及魏晋玄学有一定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所谓“新自然说”，“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我们认为，陶渊明的“自然”人格，并非道家消极无为的“任自然”，而是发自内心的对自然的热爱与亲近，如同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他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大自然中去，其精神是昂扬向上的。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幽静平淡而有滋有味，“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晋书》卷七五《陶渊明传》）。读陶诗，谁不会感受到一股自然清新的乡村生活气息和作者高雅的生活情趣呢？
第二，归真返朴的现实人格。陶渊明的南山之隐使他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愉悦。因为这里不仅有宁静、恬淡的田园风光和田园生活，还有一种自然、真诚的人际关系。“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樊笼”、“尘网”，均指受束缚的不自由境地，陶渊明对此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官场了，那里不仅公务繁缛，而且到处是虚伪、污浊，只有置身于和平、宁静的田园，获得了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实现了自我人格的独立，才会对“樊笼”与“自然”、“尘网”与“自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产生不同的感受。割断了名缰利锁的陶渊明高于其他隐士之处，就在于他真正体验到了真实、自由的生活。
在陶渊明心目中，“真”、“朴”的含义是：一是幽静的自然环境，二是真诚的人际关系。那首脍灸人口的《饮酒》之五便是作者感受到了“真”之后欢快心情的表白：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陶渊明看来，“真意”乃是人生妙不可言的感受，没有必要用语言来分辨。《庄子·齐物论》说：“辩也者，有不辩也。”又说：“大言不辩。”是说深刻的道理要靠自悟，不待语言来分辩。《庄子·外物》还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谓语言的目的在于分辩和求得真意，真意既已得到，就不必再考虑用语言表达了。同样的道理，陶渊明的“真意”是通过亲身感悟得到的，不在人境结庐，又无心境是不会有这些感受的，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用语言表达了。
陶渊明热爱田园风光，还在于这里有一种自然真诚的人际关系。陶渊明隐居南山后，“闻多素心人”，他非常乐于与他们交往。“素心人”指心地纯朴、趣味不俗之人。村舍田园中“素心人”之间的交往，既无豪门大族们的矫情与造作，更无官场上的倾轧与欺诈，有的只是人间的真情、质朴、简洁与单纯。陶渊明在《移居二首》其一中写道：“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二：“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陶渊明与这些“素心人”关系十分融洽，他们相互往来，无拘无束，或叙谈往事，或品评文章，或饮酒小聚，或登高赋诗。他们平等相待，没有多余的客套和礼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五首》其二）。陶渊明与人饮酒也很随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晋书》卷七五《陶渊明传》）田园的清新素野，山中农人的纯朴随和，都与陶渊明的自然、“真率”的天性相契，使他“返自然”求真朴的夙愿在这里得到了实现。同时，陶渊明在躬耕的实践中，不仅饱尝了劳动的甘苦，而且也加深了他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感情。他在《归田园居》其三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