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奇峰心理工作室』曾奇峰：疫情中的无力感与控制(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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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新老师的分享：我们课程的初衷就是专业大咖讲自己和危机相处的故事。曾老师分享题目原来是《无力感和控制》，曾老师先分享了自己的无力感，然后又分享了自己如何找到控制感，比如，通过隔离等防御，还有对科学、医学、哲学的学习和思考来重新找到控制感。而且曾老师相信经过创伤之后，一个人自己有一个自然的疗愈过程。虽然曾老师用“脆弱”来形容自己，但是我不同意。我认识曾老师20多年了，我觉得曾老师是位饱含深情的人！我想每个人在疫情面前，可能都有失控的感觉。曾老师分享自己的整个心路历程，我也在反思和学习，可能好多人看过我教学的一个视频，从行为四个层面在教给大家怎么哭，因为我就是那么哭的。我哭完了可能我就可以去干活了，然后就舒服很多了，也可能这里面有性别差异。我本人除了讲课督导等专业活动，还在家做饭，各种包子、饺子、粘豆包之类的，这是我自己的方式，我在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加工创伤的独特方式和节奏。曾奇峰老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我们把注意力用在去做饭、做家务上面，把注意力从在手机上读太多悲伤的故事转移开，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张海音老师与曾奇峰老师的对话” 张海音：疫情需要控制，我们动用举国之力，和武汉一起去获得这种掌控感。但这会不会影响我们在这种哀伤里面想要能够要多待一会儿，多体验一会儿的需求？奋力地控制会不会掩盖掉我们内心一些真实的东西？曾奇峰：我也很矛盾，这个中间是有个界限的，如果是不死人的话，那可以让湖北人多一点自己了解自己的时间。但是，这个事情会死人，而且这个病毒你得了之后，如果是重症的话可能导致肺部永久性的改变，让一个人在以后的生活中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张海音：如果我们在心理的感受上，我们感到很无所不能，一切都能够做到，都能够克服等等，这样的一个总是要向上或者掌控的那种心理上的努力，会不会影响到体验一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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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奇峰：你的担心是对的。我相信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会让自己立即变得情绪好，他们可能会故意的延长创伤的感受。我甚至有一个跟你这个相反的担心，就是我们有一些同胞，有可能会对伤感和抑郁情绪成瘾，有受虐的倾向。因为他们人格中间那些容易坠落向抑郁的因素都被激活了，然后他们就利用外界的事情来让自己有理由在抑郁或者是自虐状态的时间里待得时间更长一点。对此我有两点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争吵，有些争吵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李文亮医生说的——“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 。但是某些无谓的争吵，不能制造建设性的结果，只是在发泄情绪的争吵，这个后面也实际上有一些可以被动力学理解的东西。我怀疑在这样的哀伤的情况下，有人把跟他人吵架或者指责他人作为自己哀悼的一部分。就像多子女家庭里面，假如父母亲有一位去世了，有些时候孩子们的哀悼是这样表达的：一个子女指责另外一个子女说， “你在爸爸去世了之后你为什么不哭？你为什么还在跟别人打牌？” 我们搞专业的知道，不能认为哭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比打牌的那个人更爱爸爸。说不定那个用打牌这种方式来哀悼爸爸去世的人，内心的创伤更重。指责另外的子女不孝顺、哀悼不够的人，他正在用这种指责的方式来哀悼。我们现在那么多的争论中间，也有一部分是属于这种情况，用指责的方式来表达哀伤。
另一点是关于过度哀伤的那个部分，如果我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超级抑郁的灾民，这也可能是人格中间的表演性的部分在作怪，意即我夸大我的创伤。对于多出来的这个部分，我会非常小心翼翼。六、学员的提问 1.一个人大哭的时候需要他用理性控制情绪和给他递一个纸巾，哪个更有效？答：这个还是看具体的情况。搞精神分析的人都知道，在来访者哭的时候，我们是不允许给他递纸巾的，因为给他递纸巾有可能是我们的需要，而不是他的需要，我们在防御自己没办法帮助他时所产生的内疚感。要来访者用理性控制情感不是在急性创伤期的时候，在急性期，我们都是要让来访者接受自己的情感。如果是在急性创伤的场景，我们为来访者做的事情就是端茶送水，像居委会的安抚工作一样。我们首先要接受他的情感，而不是让他从无限的悲伤中间马上变成高高兴兴的人，我们绝不干这个事情，我们都让这个情绪自由地流动。我曾经跟一个处在非常悲伤状态中的人这样说过，你想象一下你正在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开车，如果突然让你做一个90度或180度的转弯，会发生什么情况？结果就是那辆车要散架。人的情绪也是这样的，我们不可以过快地改变来访者的情绪，所以效果不是第一，我们让来访者的情绪变得被接纳，平滑的和缓慢地改变，按照自然的规律那个轨迹改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想把一个人马上变得高兴，有可能是在满足我们的自恋和控制感。杨凤池：有时候我会跟来访者说，现在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悲伤，现在哭得不痛快，应该放声大哭，因为我们在专业设置的框架里对她有保护，她在有安全设置的情况下，不是止住她的情绪，而是让她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