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中,谁最可恨?并非老八,而是这个道貌岸然的大清官

导读: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作,《雍正王朝》对于角色的塑造绝对无可挑剔,甚至有人认为但凡有正脸出现的人物,都不容忽视,都有着他存在的必然理由。但既然是朝堂争夺、权力对决,剧中人物虽无好坏之分、对错之别,但在观众心中却也有着主观判断。比如“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皇四子胤禛,就是“好人”;比如“徒有贤名、收买人心”的皇八子胤禩就是“坏人”。再比如“公忠体国、侠肝义胆”的皇十三子胤祥,就是“好人”;而“心如蛇蝎、一心敛财”的皇九子胤禟就是“坏人”。但这也只是夺嫡阵营不同造成的主观判断,更是“成者王侯败者贼”以后的必然结果,如果真要公平地予以客观评价,也就不能用简单的“好和坏”来评价。可在《雍正王朝》的角色中,还真就有这样一位不管主观还是客观都不会得到好评价的角色。他用生动的形象诠释了什么叫“犬儒”,诠释了什么叫“大奸似忠”;在他心中什么都不重要,自己乃至自己代表的阶层利益要远远重于百姓疾苦、国家利益。他就是“天下闻名的大清官”、“天下读书人的精神象征”、“清流派领袖”——李绂。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大话西游》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你看他好像一条狗”,李绂,就是这条狗!
《雍正王朝》中,谁最可恨?并非老八,而是这个道貌岸然的大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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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绂第一次出现在皇四子胤禛“追比国库欠款”的桥段中,在三爷府,皇四子胤禛想要追回皇三子胤祉因为编书而挪借国库的三十万白银。就像皇四子胤禛所言:“借国债著韵书,恐怕于国计民生裨益不大啊”,黄患泛滥,百万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这个时候著书的意义何在?人都死光了,再给国家留下“经国之大典、不朽之盛事”的意义又何在?仅此一段对话,就将皇四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的对立形象,明确树立。这时候,李绂站了出来:“照四爷的话说,那么仓颉造字也是多此一举喽?”李绂的这句话,就好像皇四子胤禛所言:“我哪有心思生这门子闲气啊”,和李绂这样只关心自己的饭碗,只停留在自己的儒家世界而全然不顾国家利益、百姓死活的书生,压根就没有争论的必要。只是,“仓颉造字”也动用国库存银了?“仓颉造字”,也和百姓疾苦有着直接关系了?动不动就用远古圣贤,或者儒学大家的所谓名言警句来回击、愚弄世人,本就是这些所谓读书人的惯用伎俩,他们才不管这些名言当时的语境和背景。
《雍正王朝》中,谁最可恨?并非老八,而是这个道貌岸然的大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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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气愤的是,面对皇三子胤祉的提醒,李绂则高傲的回应:“三爷,您知道,要不是四爷,我还懒得说呢!”高傲、自负、不可一世,一副清流派代表人物的铮铮铁骨;可在皇四子胤禛升级成为雍正皇帝以后,将李绂任命为“恩科”副主考时,我们再来看下李绂的君前奏对:“臣那时年轻气盛、出言无状,顶撞了皇上,请皇上赎罪!”注意,雍正皇帝只是说了“记得当年在诚亲王府,朕见过你”;而且面对李绂的请罪,雍正皇帝也只是给予了“书生本色,不畏权贵,也谈不上什么罪不罪的”。为国择才,便放弃前嫌,更何况雍正皇帝压根就不认为这是“前嫌”,更谈不上什么罪过,这才叫大胸怀,才叫始终如一。反观李绂,因为皇四子胤禛反对编书,追回欠款,李绂就全然不顾传统礼制,和当朝郡王顶撞;可等到皇四子胤禛升级为雍正皇帝,并对自己委以重任以后,李绂便开始将自己所学的儒家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识时务者为俊杰”。首鼠两端、表里不一,实大可恶者!或许,有人会说,李绂当时是皇三子胤祉的门人,必然会为自己的主子说话;而且,修编书籍,正是李绂的本职工作,胤禛所行无疑于砸了李绂的饭碗。所以,李绂对胤禛的反驳无可厚非。可你既然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是维护自己的主子的利益就别拿着先古圣贤来为自己站台,更别将这件“争骨头”的事上升到理论争议。更何况,你既然觉得自己没错,为何敢于顶撞当年的雍郡王,而向现在的雍正皇帝请罪?这可不是“书生意气”,更不是“不畏权贵”,这叫“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