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国家有难,什么人最可恨?“旁观者”,鲁迅先生就曾说过

长久以来,我们的历史课本中,但凡出现了底层群众的身影,其文字总是充满了光明与希望。但凡有人做坏事,始作俑者一定是反动派,人民群众永远不会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上,也不会表现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
 一旦国家有难,什么人最可恨?“旁观者”,鲁迅先生就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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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先生对我们说: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一旦国家有难,什么人最可恨?“旁观者”,鲁迅先生就曾说过】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究竟是什么呢?
“领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
简而言之,就是“旁观者”。
正是因为忍受不了这些冷漠的旁观者,所以鲁迅先生才会弃医从文,走上一条思想救赎之路。
 一旦国家有难,什么人最可恨?“旁观者”,鲁迅先生就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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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十九世纪末,该事件与“太平天国运动”相仿,都是由底层人士组织的历史事件。建国以来,史学界给予义和团运动非常多的称颂,将底层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捧高到天际。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除了那些站在刺刀子弹前如火如荼作斗争“拳民”,还有许多闲着没事跟着人群凑热闹的,至于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的看客更是多如牛毛。
王大点的《王大点庚子日记》,就向我们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一名“看客”。
写下这篇文章的王大点是何许人也?
他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政要,只是一个身处基层的小吏。义和团运动爆发时,王大点在北京五城公所当差,是个地位卑贱的衙役。虽然从事的工作与现在的警察、城管差不多,但当时的衙役却是实打实的社会底层,属无法参加科举的下九流。因为常年和小老百姓、手工业者打交道,有一定的隐性权利,所以王大点的日子过得比较殷实。
王大点虽然能写出文章,但毕竟肚子里的墨水有限,所以他的文字相对粗陋,唯一的阅读价值就是“纪实”。王大点写出来的东西非常客观,连自己家发生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跃然纸上”,点滴不漏。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王大点每天的“工作”就是出门逛街,到处凑热闹。拳民烧香拜神,王大点在一旁看热闹。清兵联合义和团攻打大使馆,他也在一旁凑热闹。义和团把洋人砍成臊子,他看得津津有味。有老百姓趁乱抢劫,他依旧像个没事人一样当“前线采访人员”。
 一旦国家有难,什么人最可恨?“旁观者”,鲁迅先生就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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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点毕竟是身处底层的小市民,有时有老百姓抢劫洋人,他非但要看,还要顺手牵羊,即便是一块不值钱的木板也要趁乱抱回家中。
王大点可谓义和团运动的头号见证者,联元、徐用仪被斩首时,他在一旁观摩。义和团抓住一众“白莲教”逆匪(实际上是用来凑数的无辜群众),并将他们押送刑场砍脑袋时,王大点亦在现场“实时报道”。到了八国联军进城的这当口,王大点依旧站出来凑热闹,还借此机会偷鸡摸狗一番。像其他破皮无赖一样抢劫老百姓这样的事,王大点是做不出来的,他只能从那些主人已逃走的空铺子里捞些甜头,捡点被人遗漏的铜钱、衣服、粮食等等。
有时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王大点便搜罗一些旧书,绝不空手而归。即便外面打得热火朝天,炮火子弹横飞,王大点也像个没事人一样自顾自地发财。义和团的拳民内讧,打得胳膊腿乱飞,王大点在后面尾随采访。洋人抓住了一群闹事的中国人,把他们的辫子当成缰绳牵着在街上走,他也要“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把“罪魁祸首”拳师抓起来枪决,王大点亦要从头看到尾。
在他的日记中,有两件事可以让王大点兴奋起来:
一是趁火打劫捞了点甜头;
二是看到了足够多的热闹,“今日看热闹不少”。
在整个事件中,唯一让王大点心有余悸的一次,就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四处烧杀淫掠,各店铺纷纷关门大吉。王大点担心的问题,是自己该去哪里买米买面。直到战争已影响到他的个人生计问题时,这个“旁观者”才感觉到恐惧。王大点从自己的脑袋里找出所有用于形容恐惧的字眼,拼凑出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