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如何过惊蛰的？清末民初湖北惊蛰打虾蟆习俗( 二 ) 徐鸿儒|张寅|白莲教|冠军|明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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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谚语中不难看出，惊蛰气候偏向寒冷，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一旦气温偏暖，出现蛙鸣现象，农人们就要重复浸种、育秧，浪费人力与物力，而 “懒婆娘”却可借此机会逃掉接下来的插秧环节，以至于拍手称幸。这些占验民谚虽未在字面上明确提出禁忌虾蟆，但从情感态度来看，它们皆对惊蛰蛙鸣抱以抵触态度，因而也应被归纳到惊蛰忌蛙的范畴中。
此外，从谚语中惊蛰、蛙鸣、秧种三者间的逻辑关系来看，不难发现，蛙鸣与否受制于惊蛰时的气候冷暖，而其本身并不能对秧种的生长产生实质性影响，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惊蛰时的气候条件。换言之，在《耒阳县志》谚语中，蛙鸣实则充当惊蛰节气时的一则物候指标，而农人可据此对秧种的长势好坏进行预测，由此，蛙鸣便也被包纳进水稻种植这一大环境当中，被人们给予相当的关注。
然而问题又随之产生，既然蛙鸣与否受制于惊蛰气候条件，那么忌蛙习俗的存在与流传，就势必要进一步解释何以惊蛰寒会有利于秧种生长的问题。同样，只有明晰惊蛰寒促进秧种发育的个中原因，才能对惊蛰忌蛙习俗被赋予的人为合理性产生深入的体认。
惊蛰寒与秧种之关系
据《耒阳县志》之谚语，既然出现秧种，说明水稻生产要经秧田育秧阶段，所以它反映的是稻作农业中的秧播技术而非直播。对于“秧种”的概念，文献所载大致分为两类：
其一，指处于或已经过浸种阶段的稻种。如贵州民歌有言，“相遇才泡秧种，转眼已到了端午”。
其二，指处于秧田、尚未移栽入大田中的秧苗。如北宋郑刚中《北山集》中，言及浙江永嘉因“春寒多雨，秧种未绿”。这里的秧种应已撒入秧田，处于秧苗阶段。
此外，水稻按播种时间的先后，可以分为早、中、晚稻等不同品种，乾隆《湖南通志·风俗》载，水稻“早者二月中播种，三月插秧，六月末可获，惟高田为宜；中稻则清明前播种，处暑后可获；其最晚者名重阳糯，九月始收，惟下湿田宜之”。又按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湿种之期，最早者春分以前，名为社种，最迟者后于清明”。由于浸种只需数日便可撒入秧田，所以早稻播种时间最早可在春分节气前后。除了以“社种”为代表的早稻外，中南地区的大范围播种，主要在清明节气，如同治九年湖南《醴陵县志》载，农家社日浸种外，“余皆以清明前后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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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县志》中“惊蛰寒，秧打团”的说法，也见诸民国湖南《溆浦县志》：“二月，惊蛰寒，秧打团，惊蛰暖，秧起坎。”由于惊蛰喜寒，秧苗长势良好，而一旦惊蛰气候偏暖，秧苗长势多欠佳，这里的“起坎”，属于川渝地区的方言词语，意为事物刚刚起步。又同治湖南《江华县志》：“惊蛰不宜暖，且畏雷，否则其月多雨，次月必旱。”光绪湖北《孝感县志》亦载： “雷打惊蛰节，二月雨不歇，三月犁干田，四月秧生节。”这些占验民俗甚至可以做出除惊蛰以外的较长时段气候预测，可谓环环相扣，关于它们的准确性，不妨与《天工开物》结合参看：
湿种之期，最早者春分以前，名为社种，最迟者后于清明，凡播种，先以稻麦藁包，浸数日，俟其生芽，撒于田中，生出寸许，其名曰秧，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若田亩逢旱干，水溢不可插秧，秧过期老而长节，即栽于亩中，生谷数粒结果而已。
可见，早稻播种的二月中，一旦气温偏暖，便会带来多雨天气，三月的气候就容易出现干旱，影响插秧顺利进行，造成秧老生节，降低产量。从气象角度来看，惊蛰气候偏暖，预示气温回升早，三月多发倒春寒天气，这时的秧苗面临缺水、低温双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