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列传》看文化兴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及董仲舒的历史贡献

如果说仅仅将司马迁的《史记》当作一部“史书”来研读,确实就没有读懂《史记》,除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文学上的美轮美奂,《史记》更是一部历史哲学巨著,司马迁的写作明线在叙述历史,暗线却在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观。
01孔子未遂的政治抱负
毫无疑问,司马迁与孔子具有相似的历史哲学观,故而遵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历史文化规律,司马迁认为周公后五百年出了“名世者”孔子,孔子后五百年就是他司马迁了。(不过,董仲舒认为孔子后五百年的“名世者”是他。)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开篇就点名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的原因在于从文化的根上去拯救华夏民族。
在笔者看来,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之处除了文化上无出其右者的贡献,另外就是他对文化救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
孔子也曾希望辅佐某国国君,通过文化复兴来强盛国家,以点带面再促使整个华夏恢复到周公时期的华夏一统、天下归心。故而,孔子曾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如果有国君重用我,不出一年就可以将国家治理好)。孔子绝对是有这个水平的,可惜周游七十几个国家推荐自己都不得用。
此处,笔者非常赞同陈寅恪、南怀瑾、饶宗颐等大师的观点:各国不是不欣赏孔子的水平,而是不敢用他。因为孔子的门生集中了各诸侯国的各类精英,随便成立一个部门,其部长都是诸侯各国中的翘楚。比如子路就是统率三军的军事奇才,子贡更是优秀的宰相之才……。让孔子来辅佐国家,随时都可能把自己的国家整个一锅端。风险太大,无人敢用!
 从《儒林列传》看文化兴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及董仲舒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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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公对华夏文化进行大梳理、统一之后,乱世中孔子也尽其所能的将华夏文化再次规整。可是当他正在自己的祖国鲁国著作博大精深、微言大义的《春秋》时,听说都城西郊有人捕获了一只麒麟,长叹一声:
“如此乱世,居然出现盛世方可见的麒麟,天下是乱了!”自此搁笔。
《春秋》是孔子的得意之作,它实在不是一本单纯的记载孔子祖国鲁国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242年的历史书籍,其中充满着“微言大义”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人文哲学,所以才有了几乎与孔子同时代的三位大家专门阐释《春秋》的三传《左氏春秋》《公羊传》和《毂梁传》出现。
孔子逝世后,群龙无首,众弟子四散而去,多数回到自己的祖国辅佐国君,子贡在齐纵横捭阖、子路在卫统率军队、子张在陈、澹台子羽在楚……。文学水平优异的子夏在河西(魏)讲学,培养了诸如田子方(庄子及魏文侯老师,田子方亦曾师子贡)、名将吴起、雄才大略的著名政治家段干木等等。
02西汉前儒学的衰落
历史步入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并争,儒学已经受到排斥,但是在齐国和鲁国一带,学习研究它的人却大有人在。在齐威王、齐宣王当政时期,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且将其发扬光大,凭自己的学说显名于世。
后来儒学渐趋衰颓,直到在秦始皇手中遭受灭顶之灾。秦始皇和李斯焚诗书、坑儒士,“六艺从此缺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
秦国末期,陈涉揭竿而起,以鲁国为主的儒学之士迅速投奔,并非觉得陈涉贤能,而是对秦朝灭绝儒学文化的痛恨——不管是谁,只要反对秦朝便支持、投奔,哪里顾得上“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陈涉起义确实就是一个草莽聚集了一帮乌合之众,兴也忽焉亡也忽焉,从起事到称王到灭亡也就是不足一年的事情,承载不了儒学之士需要的历史使命。
汉高祖刘邦灭了项羽后,加快了国家一统的战争,历史的大势已经不允许再有任何分裂势力的存在,当刘邦率兵包围鲁国都城后,知识分子没有选择抗争、也没有选择投降,而是照常讲书诵经、演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这就是儒学文化的力量。司马迁对此是高度赞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