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观|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五：谢茂松：民本与天下，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

(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五：谢茂松：民本与天下，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
中新社北京1月8日电题：民本与天下，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
【 史观|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之五：谢茂松：民本与天下，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专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
作者徐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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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敬德保民”到“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思想贯穿中国政治史，影响着我们的文明气质与政治主张。中国传统“天下情怀”与民本思想有何关系？又如何形塑当代中国的“世界观”？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认为，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培育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继而影响到国家政治秩序的架构。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其“可大可久之道”亦孕育于民本思想及天下意识中。
近日，谢茂松教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兼论中西古今，深入剖析中国传统精神如何与政治文明交融互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采访人员：“以民为本”思想贯穿中国政治史，形成了“敬德保民”“民贵君轻”等诸多主张，这一思想文明渊源如何体现在古今政治实践里？
谢茂松：政治制度安排的背后是整个底层文明结构。
从文明史视野来看，孔子之后中国就开始进入了平民时代。虽然汉唐也有一些世家大族，但宋以下总体上贵族已经消亡。“以民为本”思想跟平民时代有深切关联。此时，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社会结构业已成熟。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从广大的农工商尤其是农民中产生，过去中国有“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说法。
由于作为国家治理精英的士大夫群体主要从农民转化而来，其往往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与这种社会结构相应的是“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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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中新社采访人员于海洋摄在过去的政治实践中，“以民为本”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政治道路上，士大夫治理国家以社会为优先；二是普通民众有道德自觉。明清时期，道德觉悟从士大夫群体扩展到普通民众。像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即主张，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致良知，都可以成为圣贤。
世界上其他社会并非如此。近代以前的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国王、领主、骑士都由世袭产生，文化掌握在基督教教士身上，农民、农奴居于下层。欧美普通人绝无可能成为上帝或圣贤。
中国道路从五千多年文明传统中走来，当下政治实践是对历史文明自然、连续的继承与创新。只有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与底层结构，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了历史上的民本主义，我们不仅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还最大程度提升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像“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都是其具体表现。
中新社采访人员：审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是否存在从“英雄史观”到“群众史观”的转向？“英雄史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古代群众的历史作用？
谢茂松：“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具备一体共通性，应当结合为一体来看。真正的英雄豪杰尤其是大政治家往往能识人用人，最大程度调动广大民众的力量。
中国文明从尧、舜、禹、汤、文王尤其是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开始，历代盛世都会联系到政治家，像汉文帝、汉景帝与文景之治、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这并非是所谓个人的人治，而是说唐太宗等最高领导者作为大政治家，关键是能识人、用人。中央、朝廷有殚精竭虑为国谋的大臣团队来辅佐；地方官府则有循吏，即具有政治意识与高度执行力的地方官队伍来让中央决策落地；基层还有士绅乡贤。上下同心，最大地组织动员全国上下、四方民众，这才能创造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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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以“梦回贞观走进昭陵”为主题的陕西文化户外大讲堂在陕西咸阳礼泉县唐昭陵北司马门祭祀广场举行。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中新社发梁萌摄“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新视角，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正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说，“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旧中国的人民因一盘散沙而没有力量，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反帝反封建运动，一系列政治革命、军事革命、社会革命之后，才真正实现当家作主。中国革命带来的社会结构才是决定群众历史作用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