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性|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之五：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之五：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中新社北京2月25日电题：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中新社采访人员李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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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中，既能看到关于“华夷之辨”的论述，也能看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讲法。如何理解似在动态变化的“华”与“夷”？民族差异是否阻碍中国古代人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认同？又如何解释中华文化呈现出的包容与多元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主编李大龙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探讨了上述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采访人员：中国从先秦时期就有“华夷之辨”的论述，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的讲法。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些看似冲突的思想？
李大龙：这两种讲法都是源自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处理人群之间关系的思想，表面上看好像存在冲突，实际上并不冲突，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华”“夷”这两个称呼。
先秦时期的中华先民很早就有了区分人群的思想，《礼记·王制》对“五方之民”的不同生活习俗有明确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国(华)”和“戎夷”的划分标准是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语言等物质和精神文化以及分布地域。从历史上看，“华”与“夷”指称的对象和今天人们界定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是流动的，伴随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人群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也会随之变化，某一人群是“华”还是“夷”，也由之出现变化。
二是出于“正统”之争的需要，占据中原地区的王朝尤其是国力相对弱的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一般希望强调“华夷之辨”，借此巩固统治。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则往往是统治者出身于“夷”的王朝为了获得“正统”地位而申辩的理由，目的是希望通过“行中国之道”而得到政治认同。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五胡十六国”、辽、金、元及清朝统治者大致都有过相同的经历，其中元、清两朝是比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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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中满、汉二文匾额。中新社发国刚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学习甚至喜爱对方文化、善用其他民族人才等例子。可否请您举几个例子谈谈这种情况？您认为为何“民族”没有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互鉴的障碍？这种现象能否以简单的“汉化”“同化”来理解？
李大龙：“民族”一词虽然一般认为源于日语，但其直接源头是英文词汇“nation”，是近代出现的概念，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有学者认为《南齐书》已经出现“民族”一词，但属于传抄所致，即便不是这个原因，也不能说中国古人有了当今的“民族”认识)，古籍中一般以“人”称呼，如“夏人”、“匈奴人”等，所以“民族”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同群体间交流互鉴的障碍。这也是我不用“民族”而用“人群”一词的主要原因。
“华”“夷”观念的存在尽管也制约着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但多体现在不同政权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是普遍存在的。赵武灵王对“胡服骑射”的引入，可以视为是“华”的群体对“夷”的文化习俗学习的榜样。“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新唐书·礼乐十二》)位列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唐朝的官员不少来自边疆，这点从两唐书立传的传主出身可以证明。这些都是历史上不同群体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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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市的胡服骑射雕像。中新社发郝群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