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之七:杨庆中:包容如何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之七: 杨庆中:包容如何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中新社北京2月27日电 题:包容如何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作者 杨庆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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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即宽容、容纳,它是基于差异性、多样性,并认可差异性、多样性,且致力于差异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和行为。
中华先民很早就对“包容”的问题有所自觉,《尚书》中有一句话:“有容,德乃大。”意思是说,有所包容,所成就的功德事业才会巨大。几千年来包容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之一,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包容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产物
中华文明是一个多民族包容、融合的产物。夏商周时期,华夏大地星罗棋布着形态各异的民族,各民族之间很早就交往、通婚、互通有无。《国语》中说:周的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意思是周人的先王奉行异姓通婚的制度,互通有无的贸易政策,和广纳贤才、广开言路的政治氛围。《国语》把这些策略称之为“务和同”。
西周末期的思想家曾从哲学的高度就此予以深刻讨论,如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并举例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是强调悦耳的声音、美丽的文采、可口的美食、可以比较的事物等,都是建立在有差别的统一基础之上的。因此“和同”就是承认差异,承认多样性,并包容差异和多样性。
这也正是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的精义。“和而不同”最好地体现了包容的义涵。这一思想也对后来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唐太宗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强调华夷一体,明朝统治者也强调华夷无间,清朝则强调在其治内无华夷之别,无内外之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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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亭(1867-1938)书法作品《和而不同》。中新社采访人员 邹宪 摄
就此而言,包容的理念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产物,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如此灿烂多彩,即源于这种包容精神,也是其结果。
“协和万邦”是包容的政治理想体现
多民族融合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政治上当然需要包容精神,中国先哲很早就提出了“协和万邦”政治理想。“万邦”即“天下”,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全球”。
中国先哲十分重视从天下及人类整体的视角思考问题。《尚书·尧典》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说要发扬大德,和睦家族,进而辨明各族之事,协调万邦诸侯,使天下的百姓都能和谐相处。《尚书·洪范》还提出“无偏无党”的主张,要求统治者大公无私,好恶一同于天下,而不为一己之私所羁,所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春秋末期的老子进一步指出“容乃公”,即有包容才会公正。
这些思想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以宗教为例,中国古代多种宗教并存,但从未发生过宗教之间的战争,彼此之间均能和谐相处。不但和谐相处,还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例如,儒释道中的儒和道在中国本土,佛教则源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虽然也曾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引起过警觉,但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以说,三教的发展史,就是三教之间的不断融合史。虽说是融合,但都没有消灭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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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冬至祭祖典礼,儒释道各界及来自各地的民众共同祭拜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中新社采访人员 张宇 摄
我们还可以举景教的例子。基督教于1300年前的唐朝传入中国,时人谓之“景教”。景教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携经赴长安,受到唐王李世民的恩待,并被册封为“镇国大法王”。景教在唐朝时期能够达到“寺满百城”“法流十道”的伟大壮举,不能不说与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包容性有关。
“仁爱”精神是包容在道德层面的表现
政治文化中的包容性在道德实践层面的表现就是“博施兼济”的“仁爱”精神。《左传》中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意思是说亲近仁义,交好邻国,是十分珍贵的国家策略。孔子把他概括为“德不孤,必有邻”。孔子提倡“泛爱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彰显的都是仁心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