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界|抱着宝马大腿，华晨为何走到今天？( 三 )

为了表彰第一辆“中华”牌轿车下线，沈阳市政府在2001年1月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授予仰融“荣誉市民”的称号。
仰融公布2000年公司业绩，华晨中国的销售收入为63亿元，轻型客车市场占有率高达60% ，税后利润为创纪录的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
02 仰融退场
但仰融恐怕没有想到，也是因为中华轿车，他最后远走他乡、落寞收场。
在中华轿车生产过程中，仰融意识到了使用的日本三菱发动机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三菱方面拒绝技术更新。
当时正在密切接触的宝马公司，向仰融推荐了罗孚汽车。罗孚是一家英国老厂，技术研发能力雄厚，但是由于成长缓慢，亏损累累。双方的谈判，很快就从发动机项目上升到全面合资。
仰融最终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在宁波，这一点遭到了辽宁省和沈阳市有关方面的强烈抵制。尽管辽宁省最后让步提出了“大连方案” ，仰融仍坚持要在宁波建厂，并承诺沈阳仍然是华晨的客车基地。
在此之前，仰融已经开始了他的全国化布局，除了宁波项目，他也接洽了在湖北孝感的雷诺项目。
在项目选址等众多矛盾推动下，辽宁省和仰融的亲密合作关系逐渐走到了尽头。 2001年秋天，辽宁省成立华晨资产接收工作小组，与仰融就华晨的资产性质开展谈判。当年的红帽子光环，成为了如今的死穴，辽宁省政府主张将华晨收归国有。
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 2002年5月，仰融以旅游护照悄然赴美。 6月，他将自己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全部抛售，正式出局。
同年，华晨集团成立，辽宁国资委和辽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分别持有80%和20%的股权，它成为华晨汽车资产的统一运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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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损失，辽宁省竭力挽留团队骨干。仰融走后，先前追随他十余年的“四大金刚”均同意留任。其中，苏强接任华晨中国总裁兼行政总裁，吴小安接任华晨中国主席，洪星和何涛分别出任华晨中国副主席和财务总监。辽宁省政府承诺4人可按每股0.95港元的价格，分别获得8000万~9000万股不等的期权认购权，共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9.446% 。
2002年是国内汽车行业黄金时代的起点，华晨汽车或许原本可以乘着东风大有作为，而现实却很骨感。
2002年8月，中华轿车正式上市销售时，苏强表示，要让华晨中国“通过5~10年的时间发展为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汽车集团， 5年内目标销售量达到18万~20万台， 10年内达到40万~45万台” 。
但一切都向着相反的方向奔涌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