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董仲舒发挥《中庸》观点提出天人感应理论，为汉武帝大一统提供基础( 三 ) 汉武帝|天人感应|观点|理论|黄

董仲舒最后把“天人感应”论从哲学上延伸到了政治理论上：圣人按天道行事，庆赏罚刑，正是为君王者的德性，也是《中庸》所讲的德性之诚。
显然，讲天道，谈人道，说感应，论顺应，董仲舒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推广他的儒家王道德行，以天道来阐述人道，而其理论宗旨是论证“三纲”的合理性，哲学伦理学服务于政治学。
董仲舒这样的理论对于正想找一种哲学政治理论来支持“大一统”政治策略的汉武帝来说，当然是大受欢迎的，这也正是汉武帝欣赏和重视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真正原因。
似乎是一种默契，汉武帝想问的恰好是董仲舒当时在重点思考的问题，武帝想推行“大一统”的政治策略，而董仲舒也正在思考《春秋公羊论》中的“大一统”思想理念。而其中，人性与天命的关系问题就是“大一统”这些理论必须解释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也是“天人感应”中的核心问题。所以，武帝在“策论”中就提出了这一问题，要求儒士们回答。
董仲舒直接回答武帝关于人性与天命的关系问题，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王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董仲舒的这一回答阐述了“天人感应”的具体表现，在他看来，人间灾害的产生就是上天关心和约束人间君王而提出的警告，上天以警告来约束君王，使其勤勉自励，劝其不可肆意妄为。
显然，在董仲舒看来，情性与天命是相通的，性情是天命的体现，而天命是情性的普遍性，《礼记》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则为教。”天命通人性，对人性的教化能使人的情性体现天命。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种劝说帝王勤政为善的方式：灾难是上天对帝王的警告，帝王不可为恶，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处罚，甚至会失去天下。上天的警告和惩罚被认为也是人性通天命的一种表现。
董仲舒从天命与情性关系论中引申出上天对君王的“灾害谴告”说，这非常巧妙地利用上天来制约帝王，约束帝王的权力，使天道人道的统一关系变成了一种道德约束力，这对于促使专制君王行王道、施善政是很有积极作用的。
董仲舒将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即上、中、下三品，他强调“上之化下”“下之从上”，而“名性者中民之性”，到了唐代，韩愈等董仲舒对人性的分品论发挥为“性三品说”，韩愈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