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名著典籍|解读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 三 )
清人叶燮说:“诗之至处 , 妙在含蓄无垠 , 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 , 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 。 言在此而意在彼 , 泯端倪而离形象 , 绝议论而穷思维 , 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 , 所以为至也 。 ”他又说:“可言之理 , 人人能言之 , 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徵之事 , 人人能述之 , 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 , 不可述之事 , 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 , 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 。 ”(《原诗》)因为诗歌的性质是文学的而非逻辑的 , 诗歌的思维方式是直觉的而非分析的 , 诗歌的语言是模糊多义的而非明晰单一的 , 诗歌的效果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 , 诗歌的意义是意在言外而非意随言尽的 , 所以它更能担当起思考并理解人生真谛的重任 。
西方文化要等到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才通过阅读荷尔德林的诗歌领悟到诗性语言的重要性 , 而中华先民却早已在人生实践中独得圣解 。 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即将饿死时 , 作歌曰:“登彼西山兮 , 采其薇矣 。 以暴易暴兮 , 不知其非矣 。 神农虞夏 , 忽焉没兮 , 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 , 命之衰矣!”孔子临终时 , 作歌曰:“太山坏乎 , 梁柱摧乎 , 哲人萎乎!”除了诗歌以外 , 还有什么语言形态可以更简洁、更完整地表达他们对命运的深沉慨叹和对人生的深刻体认?如果没有长留天地之间的光辉诗篇 , 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和飘泊江湖的少陵野老何以在千秋万代的人民心中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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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虽然中华的先民早就创造了富有诗意的生存方式 , 华夏大地在整体上就是诗意生存的乐土 , 但是无庸讳言 , 我们已经在物欲腾涌、人心狂躁的现实中沉溺太久 , 已经失去了像先民那样沉着、从容地领悟人生真谛的能力 , 对他们的诗意生存方式也已恍若隔世 。 那么 , 我们应该如何来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呢?
得益于汉字超强的表达功能和稳固性质 , 中华先民的事迹及心迹相当完好地保存在古代典籍中 , 今人解读起来也没有太大的障碍 。 由于先民的思维在整体上具备诗性智慧的特征 , 所以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中都保留着先民诗意生存的印迹(参看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都应进入我们的阅读范围 。 但是最重要的阅读对象当然是古典诗歌 , 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 。 因为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 , 是展现先民的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 , 正如叶燮所说:“诗是心声 , 不可违心而出 , 亦不能违心而出 。 功名之士 , 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 。 轻浮之子 , 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 。 故陶潜多素心之语 , 李白有遗世之句 , 杜甫兴广廈万间之愿 , 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 。 凡如此类 , 皆应声而出 , 其心如日月 , 其诗如日月之光 , 随其光之所至 , 即日月见焉 。 故每诗以人见 , 人又以诗见 。 ”(《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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