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名著典籍|解读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解读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

原标题：解读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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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先民的生活中，对诗意的追求是最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 “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 “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尧舜时代，但它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且绝非仅为儒家一派所独自信奉。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曰“诗以言志” ，《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 ，皆为明证。后人或以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同的诗学观念，其实在最初， “志”与“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所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到了屈原，便径以“抒情”为作诗旨趣。《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他用“情”字来概括自己的全部精神活动和心理状态，正与前文所说的“志”可以互训。由此可见，中华先民对诗歌的性质有着非常一致、非常明确的认识：诗歌是抒写人类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文本，与人生无关的内容在诗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从表面上看，古人极其重视诗的实用价值，闻一多指出：“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 ”（《神话与诗》）正因诗歌具有如此巨大的实用价值，孔子才会恺切周至地以学诗来教育弟子。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诗经》才得以跻身于儒学经典之列。
然而只要我们把关注的重点回归到作品自身，只要我们仔细考察那些作品的发生背景，那么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一部《诗经》，除了少数祈福禳灾的祭歌与歌功颂德的颂词之外，其余的都是“诗言志”的产品，而《诗经》的这种性质也就奠定了整个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方向，正如清人袁枚所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 ”（《随园诗话》）由《诗经》开创的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诗歌史，虽然后代的诗歌九流百派，千汇万状，但抒情总是其最根本的主流。抒情的性质必然包含超越实用功能的意义，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得好：“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此语虽然本于《诗大序》，但显然更增强了超越的意味。正因如此，诗歌不但是先民们如实反映人生的工具，而且是实现人生超越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