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晖谈外销瓷研究( 四 ) 菏泽|艺术节|中国梦|农民|白浮|成武|老

在唐代，输入日本的越窑瓷器，质量倒未必很好，但是埃及福斯塔特的越窑青瓷或邢窑白瓷，质量都很好。因为长距离贸易，要挑选贵的东西，这样利润率高，最符合经济学原理。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里记载，公司向中国商人提出要求购买高质量的瓷器。这一时期，欧洲市场对中国瓷业生产来说，会有刺激和推动。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因为政局不稳定，瓷器的生产也受到影响。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出土瓷器的质量很差，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也有高质量的瓷器，像国外学者最先关注的明末清初转变期瓷器，这就跟外销的刺激有关系，因为欧洲市场、日本市场需求大量的瓷器。刚才提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提出产品要求，在档案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外销瓷的质量，是有不同情况的。
还有很有趣的是，质量不一定是衡量瓷器高下的绝对标准，有时候评价也跟鉴赏趣味相关。福建漳州窑是明代晚期一个重要的外销窑场，因为离外销港口很近，而且漳州月港开放以后，输出很方便。漳州窑仿景德镇的青花，画得很快、很潦草，而且底部有粘沙现象。这类东西，我们中国人看上去会觉得粗糙。但是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很喜欢，特别是用作茶道具，会成为很珍贵的名品。现在在日本，这样一件漳州窑瓷器，价钱很贵，不比精细的景德镇瓷器低。这完全是审美趣味的影响。正好日本茶道欣赏这种比较拙的东西，他们从崇尚精致的“唐物”，转向追求枯寂，漳州窑瓷器因此在日本就位置很高，一直到今天。
很多时候我们在沉船中发现大量外销瓷，和水下考古有很大的关系，沉船发现对外销瓷器的研究、收藏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您能举例介绍一下吗？
刘朝晖：确实，讲到沉船、水下考古、外销瓷，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艘哈彻号沉船，年代在明末清初。那艘沉船是一个私人打捞公司打捞的，沉船瓷器后来在阿姆斯特丹拍卖。国家文物局派了两位非常重要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耿宝昌先生去参加拍卖，希望在拍卖会上买回来一些。但当时中国经济还不像现在那么发达，他们去了连牌子也没举上。后来他们在欧洲的古董店里买了一些外销瓷回来。中国的水下考古，也是受到这件事情的刺激，俞伟超等先生提出中国要做水下考古。沉船的货物里，能留下来的主要是瓷器，茶叶也有但很少，丝绸没法保存。所以水下考古的开展，大批沉船瓷器的发现，对陶瓷史研究来说十分重要。
一艘沉船，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的那些沉船，很多是有档案记载的。通过档案可以查到它是什么时候沉没，属于哪个国家、哪家的东印度公司。而且船上一些有纪年的或带铭文的材料，也可以用来考证。一般船货基本上跟沉船应该是同一时期，早几十年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少，所以这对判断瓷器的年代，会成为一个标尺。当然反过来说，沉船如果本身没有纪年的材料，又得依靠瓷器的特征来推断。所以这又会碰到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或陷阱。比如说青花瓷，民窑青花的断代其实没有那么绝对，风格会有延续性，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会碰到的挑战。
刚才讲到上博的黑石号沉船展，这艘沉船出水有六万多件中国陶瓷。但这不是正式的水下考古，还是属于一个商业打捞，这点在上博的展览里也介绍得很清楚。因为它年代比较早，属于中国外销瓷最初的阶段，所以我们会很关注这艘沉船。从研究的角度，我们当然会去讨论沉船里大概有哪些瓷器，哪些品种。以它为例，结合其他的出土情况，包括地上遗址出土品，可以看到在当时九世纪中国外销瓷器大概是怎么样的面貌。我们看到南方长沙窑的彩绘瓷器最为大宗，再加上越窑的青瓷，广东的青瓷，还有北方的白瓷，成为早期外销瓷的“四组合”。
另外，我们谈外销瓷和陶瓷贸易，肯定会去研究它的贸易线路。我们会讨论沉船从哪里出发，途经哪里，目的地在哪里，是直航还是有中转，从而研究陶瓷贸易的线路和商圈。像黑石号沉船，很多学者都倾向于它是从扬州或广州出港的，目的地是波斯湾的尸罗夫港。学者不仅讨论航线的问题，也会讨论这艘船本身。比如黑石号它是不用铁钉而是采用穿孔缝合来建造的，大家根据这个形态特征，能推断这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又会根据船上的一些物品，去推断大概船员是哪些国家的。是阿拉伯人，还是会有其他国家的船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