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晖谈外销瓷研究( 二 ) 菏泽|艺术节|中国梦|农民|白浮|成武|老

每个时期，外销瓷的变化除了跟瓷窑兴衰有关系，贸易港口变迁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看到很多外销瓷窑场是向港口的方向聚集。比如北宋晚期泉州港的发展，就为福建窑业带来新的契机。刚才提到“南海一号”上福建德化的青白瓷，是宋代德化窑仿照景德镇青白瓷而生产的，其主要目的是出口外销，因为德化离泉州港很近。南宋时期，福建陶瓷取代广东陶瓷，在外销中占据较高的比例，也与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由广州向泉州转移有关。
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宋元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景德镇瓷器开始兴起了。明代初年还是龙泉窑青瓷为主流的外销品种，但到了十五世纪的中晚期，景德镇瓷器就在整个市场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先后来到亚洲，中国瓷器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开始大规模销往欧洲、美洲，形成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明清外销瓷以景德镇瓷器为主流，还包括龙泉窑青瓷、福建德化白瓷、漳州窑青花和五彩等。
贸易体制跟瓷器外销有很大关系。唐宋时期，包括元代，陶瓷外销还是民间海外贸易占的比重比较高，这一格局在明初发生重要变化。明代前期，陶瓷输出基本控制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体制之下。在朝贡体系下，明朝将陶瓷器作为赏赐品、礼品，以及交换其他物资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明代实行海禁政策，严禁私人贸易，这使得中国陶瓷的输出量下滑。在朝贡贸易的体制之下，出现了比较特别的现象，比如琉球使节借着朝贡的机会，把赏赐得到的瓷器，以及私下购买的龙泉瓷器，带回以后做转口贸易，再销往东南亚、日本。
走私其实是屡禁不绝的。十五世纪中晚期开始，民间贸易暗潮涌动，商贩出洋贸易从事走私活动已经势不可挡。从亚洲市场的陶瓷贸易情况看，在明代初年的洪武、永乐、宣德时期，东南亚沉船出水的瓷器中，中国瓷器的比重远远不及泰国、越南的瓷器。国外的学者会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出现了“明代断层”（Ming Gap）。但是到了成化、弘治之后，中国瓷器的占比马上就上升，而且很快把其他国家的份额取代了。到了隆庆元年，明朝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使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整个陶瓷贸易就又有很大的增长。西方人来了以后，特别是荷兰人在17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巴达维亚设立亚洲总部，并在中国台湾南部，日本的平户、出岛设置商馆，以公司化的操作模式贩运中国瓷器，这样整个贸易的情况又跟之前不一样了。到了清代，中国和西方各国贸易集中在广州。欧洲各国都先后成立东印度公司，直航广州，与中国进行茶叶、丝绸、瓷器等贸易。
欧洲人来了以后，最初我们看到的是零星的特殊定制，比如十六世纪葡萄牙人会在瓷器上定制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也有学者认为是若望三世）的徽章。这种纹章瓷的出现，就是因为欧洲的订制需求，买家会提供样稿。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提供样本模型，要求中国制作，有点像来样加工。当然这些是外销瓷里面比较特别的种类。
青花曼努埃尔一世纹章纹碗
国外收藏的那些外销瓷，中国产的占了多大的比例？目前有没有大致的一个数量？
刘朝晖：我没有看到具体的国外收藏外销瓷的统计。但是我们可以以几个比较重要的收藏大致来看一下，然后再结合我自己考察过的一些国外知名博物馆的经历来谈谈。有几处对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外销瓷收藏，比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殿。托普卡比宫是奥斯曼帝国的皇宫，收藏了很多中国的瓷器，现在也是一个博物馆。它里面的中国瓷器做过统计，是一万多件。从元代的青花瓷（当然也有蓝釉）、龙泉窑青瓷，一直到清代瓷器。既有民窑，也有明代特别是明初的一些官窑。它当然不是一次性收藏的，是陆陆续续收进的。
土耳其托普卡比宫
托普卡比宫收藏的元明瓷器
研究元代或明代青花瓷，跟托普卡比宫殿一样重要的，还有伊朗的阿德比尔清真寺。这批收藏是阿巴斯大帝在1611年的时候，奉献给寺院的。中国瓷器的收藏量不是很多，统计下来大概一千两百件不到，但是东西质量很高。我们知道元青花是很珍贵的，有学者推测全世界总共是三百多件，而最重要的两部分收藏就是在托普卡比宫和阿德比尔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