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器型方面，外销瓷会根据国外的需要来进行制作。特别是到十七、十八世纪，因为要适应欧洲人的生活需求，外销瓷中的一些餐具会按照他们的样式来做，很多是参照欧洲的玻璃器、银器等器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订制时，也会提供木样模型。
对外销瓷研究，您自己现在研究的方向和趣味是什么？
刘朝晖：我做中国陶瓷史研究，会关注陶瓷史的整个历史时段和各个门类，外销瓷只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一个领域。我当年硕士论文是在汪庆正先生指导下研究明末清初转变期瓷器。转变期瓷器除了在国内有消费，大量的用于外销，在欧洲有很多收藏。这是我研究外销瓷的契机。后来我有机会去日本做访问学者，研究的课题就是十七世纪外销日本的中国瓷器。我在日本进行调查，学习日本古代陶瓷，接触国内很少见到的、十七世纪专门针对日本市场而生产的“古染付” “祥瑞”（明末景德镇产的青花瓷器）和“吴须赤绘”“吴州手”等漳州窑瓷器，因此也留意日本茶道对中国瓷器的鉴赏趣味。日本博物馆收藏的瓷器，不仅有日本、中国、韩国，还有泰国、越南等东南亚陶瓷，也有伊斯兰陶器。而且日本的陶瓷研究界，对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陶瓷器，都有专人研究。后来再去美国、欧洲访学，并多次去日韩调查，在博物馆和收藏家那里考察古代陶瓷，不仅看中国瓷器，也看日本、韩国、伊斯兰和欧洲陶瓷，也因此获得外销瓷的第一手资料。就像谢明良老师讲的，要放宽陶瓷史研究的视野，不能只关心中国陶瓷。中国瓷器在历史进程中，其实是不断地与域外文化进行着交流，与各国陶瓷文化发生联系，所以我们当然要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陶瓷。我也倾向把陶瓷放在物质文化史的范畴里来进行研究，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讨论外销瓷。这种学术研究的取向，和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最近在积极推动的跨文化美术史研究非常一致，我也从李老师那儿得到不少启发。
我比较关心东西陶瓷交流中的文化互动。比如我个人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外销瓷器到了欧洲以后，它的改装、重新加彩再装饰。很让人好奇，为什么中国瓷器在欧洲会被重新改造？这与当时欧洲社会风尚、装饰风格和东方想象密切相关。有个很有趣的细节，中国的德化白瓷上，被欧洲人画上日本瓷器柿右卫门样式的图案，这凸显出文化交流中的一种杂糅。外销瓷上，能看到东西方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我最近在指导一个研究生做普朗克“阳伞夫人”瓷盘的研究，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特别设计的订制瓷，是一个很典型的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今年10月国家博物馆的外销瓷研讨会上，我们合作对这个题目做了报告。普朗克是荷兰的画家，也是工艺设计师。173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邀请普朗克为外销瓷设计样稿，并送到中国和日本进行生产。“阳伞夫人”图是其中的一种，原稿现在收藏在荷兰国立博物馆。在“阳伞夫人”瓷盘中，日本生产的瓷器里有完全按照原稿样式的，也有将执伞妇人画成日本艺伎的，类似浮世绘那样的画法。中国生产的这类题材的瓷器中，也有人物画成类似日本艺伎，明显是模仿日本外销瓷。这与中日外销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竞争有关。因为中国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瓷器外销数量减少，日本瓷器作为中国的替代品，在欧洲一度占据外销瓷的主导地位。康熙时期海禁结束后，中国瓷器再度大量外销，就不得不与日本瓷器产生竞争。为重新占领欧洲市场，景德镇瓷器在彩绘装饰上对伊万里瓷器进行了仿制。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外销瓷上绘制日式的“阳伞夫人”。而“阳伞夫人”的形象回到欧洲以后，欧洲瓷器里面也有仿，而且还和英国设计的“柳树图案”相结合。“柳树图案”也是英国人想象出来的中国风设计，还编了一个东方的爱情故事。所以图像流转之间相互的借鉴、糅合、误读，就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
普朗克设计的“阳伞夫人”图稿
景德镇五彩“阳伞夫人”图瓷盘
日本伊万里五彩“阳伞夫人”图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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