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1920年代：十字街头的周作人( 六 ) 辛弃疾|苏辛|苏东坡|苏轼|学学

小川利康：对于周作人而言，循环论和进步史观都很重要。我认为最后得到结论的是1924、25、26、27年这一段时期。刚刚赵老师提到的霭理斯的思想当中，他并非认为历史是循环的。霭理斯本来是学医的，身体每天都在发生新陈代谢，他用人体特征的比喻来看历史，旧的除去，新的替换，新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样的，这种改变每一天的变化看不出来，但是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就不一样。也就是说，进步的概念与宇宙进行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是螺旋式的变化，这就是周作人从霭理斯那里学到的。那么周作人也并非是循环论。我最近在对进化论进行研究。其实进化这个概念与循环论的关系很重要。周作人在《关于命运》（1935年）里说“我相信命运，所凭的不是吾家易经神课，却是人家的科学术数。我说命，这就是个人的先天的质地，今云遗传。我说运，是后天的影响，今云环境。二者相乘的结果就是数，这个字读如数学之数，并非虚无飘渺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目，有如从甲乙两个已知数做出来的答案，虽曰未知数而实乃是定数也。要查这个定数须要一本对数表，这就是历史。”然后他说历史会重演一遍的。我想今后对这方面继续做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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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炳月：我接着“鬼”的问题谈。小川老师对“鬼”的问题的探讨对我很有启发。周作人对“鬼”的概念的建构与自我身份的建构可以说是共时性的。我在阅读小川老师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一个感受是：本来以为有些问题已经弄懂了，但是回过头去看，又很新鲜。比如“时差”问题。尽管鲁迅只比周作人早回国两年，但是这两年间东京的变化非常大。这里我想把这个词拓展一下，叫“时间差与空间差”，因为这个时间涉及空间的转移。周作人从本乡搬到麻布，涉及两个不同的空间。小森阳一先生在研究日俄战争时，就谈及住在山手线的日本知识人所处的状态。
刚刚两位都谈到周作人的历史观问题。我认为循环的或曰非循环的历史观，在周作人那里一生都存在，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搁置起来了。他是用了一种替代性的思考，这就是个人主义和庶民的问题。即回到个人和文化、阶级的层面去谈。
小川老师这本书第四章谈到关东大地震与大杉荣，很重要。我不知道国内对大杉荣事件的研究到了怎样的程度，读了这本书才发现，这个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此前我一直觉得武者小路实笃、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对中国影响大。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为了这次对谈，我把周作人关于大杉荣事件的文章抄写了几段。日本现在的防灾日是9月1日，这个日子就是关东大地震发生的日子。国内对大杉荣的介绍好像不多，实际上它与中国早期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有很大关系。小川先生的描述很细致。概念上，早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不大。1923年9月1日关东发生大地震，造成社会混乱，9月16日，大尉甘粕正彦就杀了大杉荣以及他的家人。9月25日《晨报副镌》，周作人就发表了《大杉荣之死》，10月17日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叫《大杉事件的感想》。这两篇文章都是用“荆生”这个笔名发表的。为什么用这个笔名呢？“荆生”本来是林纾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小说《荆生》《妖梦》中的人物，小说里，被荆生责骂的金心异，也就是钱玄同。周作人用这个笔名，是基于怎样的心理呢？
回到周作人的文章，他说：“不过中国人大抵很缺少义愤，而且自己又还在半开化状态之下，所以活着不配去开口讥弹别人：杀害黄庞的赵恒惕会被尊为长沙爱国的首领，那么甘粕大尉怕不还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英雄么。”第二篇文章中，他又说：“倘若政府把甘粕释放或减了刑，而日本国民没有什么抗议，那么这是日本全国的耻辱，即使人家不绝交，也难以恬然厕身于文明国家之列吧。”他在两篇文章中都表现出对国家的否定，对中国和对日本的国家的否定是一样的，因为杀了黄庞的张恒惕和杀了大杉荣的甘粕大尉都被认为是爱国的。另外，两篇文章都谈到文明论的问题，第一篇，谈到“半开化”，这是个文明论的概念，用得最多的是福泽谕吉。第二篇，谈到“文明国家”的问题，因为日本纵容甘粕，所以日本不配称为“文明国家”。在1923年这两篇文章中，从国家和文明论的层面上，他对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都非常失望。从思想史的层面上看，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为什么说1927年这个时间节点划分得非常好，但1926年也非常重要呢？因为1926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之后周作人在《死法》这篇文章中，他彻底把现代国家给否定掉了。这是我从两位发言中引申出来的问题，跟大家分享。我想问小川先生的问题是：大杉荣与周作人的关系这么密切，但是为什么后来所有的集子都没有收入这两篇文章？这是我感到疑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