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1920年代：十字街头的周作人( 三 ) 辛弃疾|苏辛|苏东坡|苏轼|学学

“失去的蔷薇色的梦”，就是对理想破灭之后周作人思想的追踪。在深感个人与近代社会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时，厨川白村的《近代文学十讲》等理论给了他精神上的安顿。前者提到，“自由的个人生活与有拘束的社会生活很难调和，不断在精神上发生挣扎造成苦闷之因”。如果说周作人对厨川白村的接受是在其文艺理论方面，那么，鲁迅对厨川的接受则更广泛，鲁迅把他视为文明批评家，大量翻译了他的作品，在充分吸收厨川思想的基础上，开始接受马克思文艺理论。这一时期周作人发表文艺评论，拥护郁达夫《沉沦》的评论成了非常有名的文化事件，其中精神分析和性心理学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也值得关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散文集标志着他在文学上告别托尔斯泰主义，走向个人主义。在文学批评的活动上能体现他这一时期特质的，还有围绕诗的效用问题与俞平伯的论争、与《新青年》同仁的分歧等。
第四章“《生活的艺术》与循环史论——霭理斯的影响”，讨论的是1923年之后周作人理想破灭的思想轨迹。这一时期的文学之于他是庇护所，然而现实并不允许他在文学世界进行自我完结，在非宗教运动中与陈独秀的对立、兄弟适合，以及中国的言论压制等，都让他的内面有阴暗时代的预感，从而不断封闭自我。或许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有必要不断在理论上强化守护自己的机制——文学的吧。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厨川白村在震中死亡，社会主义者大杉荣被杀，朝鲜人遭到歧视，日本社会发出了迈向法西斯主义的脚步声，这让周作人失去了与日本知识阶级的连带感。而日本人在北京创办的《北京周报》把北京的“耽美派”文学和上海的“革命派”文学视为中国文坛发展趋势的代表。这两个对立的派别到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那里，如果把耽美派（或曰颓废派）置换成言志派，把革命派置换成载道派，那么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经由两派的对立角逐形成了循环史论。而此一时期，两个鬼的冲撞尤为激烈，在精心守护自己园地的同时，时不时地流露出“流氓”的真面目，比如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事件的表现。
以上就是本书的简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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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华：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鲁迅是显学，而周作人则不然，这里有特殊的原因。二战后日本学人不愿意碰触周作人，主要是因为内疚，由于中日战争周作人成了汉奸。自1970年代以后，周作人研究开始起步，到小川先生这部著作刊行之前，有五部专著。第一部是1978年木山英雄先生撰写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这部书由我翻译，2008年在三联出版；第二部是留学东京大学的刘岸伟于1992年出版的《东洋人的悲哀》；第三部是2012年东京大学的伊藤德也先生写了《生活的艺术与周作人》，讲的也是1920年代的周作人。另外还有两位留日学人的专著，一本是于耀明的《周作人与日本近代文学》，还有一本是吴红华的《周作人与江户庶民文学》。虽然不多，但是都很精致。比如今天要谈的这本书。我4月份就收到了小川先生的大著，为了这次活动最近又认真地细读了一遍，感觉很有味道。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次活动的题目是我起的，感觉这样的题目可以呈现本书的内涵和视野。该书详述了周作人在那个大时代，从留学一直到1927年，他的前半生是如何走过来的。叙事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周作人与日本的关联；一条是从托尔斯泰到布莱克、霭理斯这样的欧洲文学脉络。著作虽然没有标榜所谓的“比较文学”，但是把这种方法渗透在一步一步的文本细读和史实考证中，从而重现了大历史。也就是说，到1927年为止的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在大历史中有各种可能性，他在东西两大洋的历史发展中寻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立场。本书处处流露出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特色和东亚视角。比如在论述周作人早期人的文学观念时，作者从武者小路实笃和新村运动讲起，注意到周对此是有所取舍的。其中关于新村运动有三个对话，包括它的理念，如何实践，以及武者小路要把财产捐助出来，贡献给日向新村。这最后一项的实践行动，周作人并没有介绍，虽然他在理念上接受了新村主义，甚至影响到了毛泽东，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他并没有往前走，这就导致了后来他远离了新村主义，最后走向了自己的园地。小川先生有东西两洋这样大的历史脉络，来描述周作人文学观和思想观念形成的过程，同时又有非常细致的文本解读和实证研究，来看周作人与日本的关联，以及差异，也包括周氏兄弟在对日本思想文化接受方面的“时间差”，实际上两个人前半生走的路差不多，但又有差异，论述得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