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1920年代：十字街头的周作人( 四 ) 辛弃疾|苏辛|苏东坡|苏轼|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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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赵京华教授
董炳月：今天坐在这里稍微有点紧张。因为我看到在座的有多位年轻一代的周作人研究专家，应该让他们来跟小川先生对话，会更有生产性。小川先生这本书的书名很好，它涉及到方法和对象的关系问题。首先，我认为从周作人思想发展历程看，1926年非常重要，因为三一八惨案，国家意识、民族主义思想、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1927年也很重要。第一，1927年周作人42岁，思想、道德和情感的主体已经基本形成。第二，1920年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五四运动的转折发生在这个时期。对于周氏兄弟而言，1920年代的重要性，在鲁迅那里看得更清楚，1926年他出版了小说集《彷徨》，但他并未写过题为“彷徨”的小说。小说集名称表明他此时“彷徨”了。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在20年代彷徨了。1933年，给《自选集》写的序言中鲁迅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小说家’的头衔……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样下去是很不好的。”这是他对自己1920年代前期的精神状态所做的说明。所以，小川先生把时间界定在1920年代，在逻辑上、思想发展史上符合周氏兄弟的思想实际。大家知道，五四时期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其实这仅仅是个口号，到1920年代中期就不灵了。1925年前后，新文化阵营对孔子的态度发生了整体性变化，相关问题，我在论文《论鲁迅晚年的孔子观》中论述过。这从郭沫若的小说《马克思进文庙》中看出来。第三，刚刚小川先生幽默地说，自己是日本鬼子的后代，周作人受连累。不过，在1920年代前期，周作人还是个好人，研究一个好人，没有什么忌讳，比较安全。从这三点来说，可以说，书名起得好，所以赵老师能想到一个好的论坛的名字。
刚刚赵老师谈到1920年代十字街头的周作人，一般人在看到“十字街头”一语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想到徘徊、困惑、无路可走？还是面对多种选择、多种方向？但是，也可以做相反的、积极地解释：我就位于十字街头，十字街头就是我所站立、我所选择的位置，我从这个位置来观察周边。这也是一种解释。一般读者看小川先生这本书的书名，一看，会以为自己理解了，但实际上理解了吗？未必。我们理解“叛徒”和“隐士”等词，必须回到当时的语境中。我今天带来了周作人的《谈虎集》，其中谈到“叛徒”与“隐士”。其中的《两个鬼》一文，对鬼是这样界定的：“在我们的心头住着 Du daimon，可以说是两个——鬼。我踌蹰着说鬼，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他们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神，似乎太尊严一点了，所以还是委屈他们一点称之曰鬼”，这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拉开了距离，这是他理解的鬼——“一种神”。他所理解的“叛徒”和“隐士”同样如此。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它涉及中国读者对一些词的理解，以及周作人本人对一些词的理解。二者有差异。比如，1920年代，周作人将“颓废”与“革命”文学结合在一起来理解中国文学，简直是惊世骇俗。这就涉及1920年代前期的语境。很多词都要把它放在当时的语境中来理解。“叛徒”“流氓”“颓废”等一系列在普通人看来含贬义的词，在周作人那里往往具有正面意义，所以我们如果在一般的意义上用这些词来理解1920、1930、1940年代的周作人，就有些危险。这背后涉及词汇的定义、人和词汇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人是如何理解词汇的？词汇又是如何塑造人的？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和张力，希望小川先生能够结合周作人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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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董炳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