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1920年代：十字街头的周作人( 五 ) 辛弃疾|苏辛|苏东坡|苏轼|学学

小川利康：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比较大，也很重要。首先，赵京华老师提到周作人在关于新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矛盾。这里有一个背景问题。武者小路实笃的确是把家产卖掉了，到九州去建新村，但是他的家族还是有很多钱的。新村当地的管理者觉得武者小路的行为怪异，考虑要不要派警察去抓他，但是因为武者小路是天皇的远亲，所以对他也不敢动手，他有这样的权力和背后的关系。这对周作人来说不太可能，他提倡新村运动的时候，在北京只有一套用以居住的房产，不能苛责。当时中国的整体情况也不一样。还有关于周氏兄弟之间的思想差异，其实也是受赵京华老师的影响。因为之前我只做周作人研究，没有关注鲁迅。在他的建议之下，我才开始关注两个人的，才关注到二人思想的“时间差”，这里有天性的因素，也有接触日本的时代因素。今后我还会进一步研究周氏兄弟与进化论的关系。进化论与新村主义也有关系。进化论主张适者生存，弱者淘汰。周作人在日本受日本人欺负，就想到今后中国强大了，不要被欺负。那么中国强大起来，怎么做，该做些什么，如果不努力，肯定要遭受淘汰，他受进化论思想影响是必然的。而新村主义则提倡人人平等，在理论上看似互不相容，但是周氏兄弟以前都接受进化论，后来周作人接触到新村主义，认为也非常有道理：本来不强大，但是弱者与弱者联合，和谐互助就会变得强大，周作人就非常认同克鲁泡特金和武者小路实笃的理论，所以转向新村主义。
感谢董炳月老师对书名的认可。董老师提出的问题也非常重要。首先是划分时期的问题。此前考虑本书撰写的截点，想来想去1927年比较合适。例如他自编出版了《泽泻集》。如止庵先生指出的，这是一本“半自选集”，里面收入“别扭的写法”的散文。我认为他出这本书，总有概括自己文学生涯的意思吧。还有想提醒大家的，他1926年8月编好《艺术与生活》总结自己的文学观的。这本书虽然没有及时出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划分时期的意识。那么1927年左右在他的精神内部确立了“两个鬼”的意识，也是随之而来的结果吧。至于两个鬼的问题，我认为在此书里提出了一个假设。1927年以后，周作人明确意识到自己分辨两种角色对待现实生活问题。至于“鬼”本身的概念，很模糊，很难清楚地界定。中国的语境中，“鬼”指的是死者；日本的语境中，“鬼”不是人，也不是死人，是山间的精灵鬼怪的意思。周作人了解到日本文化中的鬼，后来又接触到希腊文化中的鬼，认为那个带有矛盾性的概念更适合自己，所以通过几种文化的融合，创造了他自己的“鬼”。我想这大概是传统的中国读书人不屑去做的，诚如董老师所说，不只是叛徒，颓废或是流氓，这些都是贬义词，至少原则上都是中国读书人不会认同的身份。周作人明知这一点，但他要超越既有的价值框架。因为很多道德观念也只不过是某个时代空间的约束之下形成的。他想借助于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观念，去揭示新的道德体系。
董老师最后所指出的，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人是如何塑造词汇的，词汇又是如何塑造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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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华：我提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问题。前面也涉及到周作人与霭理斯的关系。霭理斯是英国的性心理学专家，被认为是最文明的英国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了一系列两性心理学的著作，来推广现代的科学思想。同时，他又是个文艺批评家，以英国文人特有的能对激进和保守两个极端都有所警惕，站在中庸的位置来看世界看自身，这种性心理学、道德伦理，包括人生观和历史观，都引起了周作人极大的兴趣，他非常钦佩霭理斯。霭理斯在1920年代由中国的性学大师潘光旦译介到中国。周作人与霭理斯的关系，小川先生从他年轻时就开始研究，起步早，这也构成了这本书的特色，就是不仅仅讲述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还跨越到西方思想，容易把1920年代大的思想文化历史都呈现出来。
我最近重读关于社会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的著作，同时又回过头来仔细地看周作人如何接受霭理斯的思想。我觉得现在学界有个一般的认知，就是1927年前后周作人开始走向悲观主义，从激进走向保守，特别是历史观上，形成了一个历史循环论。这个历史循环论与霭理斯的思想也有关系，他不断引用霭理斯的相关论述，大意是拿着火炬，传递给年轻人，自己就隐到黑暗中去，退出舞台，但又不忘记对熹微的晨光表示感谢。周作人还引用《旧约》里的《传道书》，传道者披头就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然而我发现，霭理斯并非一个历史循环论者，他只是强调社会和历史都在变化，不能抓住保守的东西坚持到底，也不能太偏激，选择一个比较持中的立场。霭理斯的历史观，应该叫“流动的历史观”，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性的循环史观。我觉得周作人在循环史观和进步史观中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时也可能是悲观论者，有时可能是历史循环论者，但从他的一生来看，他并非具有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历史观。就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小川先生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