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1920年代：十字街头的周作人( 二 ) 辛弃疾|苏辛|苏东坡|苏轼|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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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理斯（1859-1939）
第一章“与日本文化的邂逅——周作人眼里的东京与江户”。先介绍了他的留学前史，即从出生到南京求学的阶段。日本留学时代的周作人，先后生活在东京的西洋化的空间和江户气息浓厚的空间。1868年7月17日“江户”改为“东京”，都市东京诞生，但是江户文化的气息尚在。留学的周氏兄弟体验了逐渐消失的“江户”，以及建基于江户、不断接受西洋开化洗礼的东京。鲁迅先行赴日，留学前期住在弘文学院所在的牛込区。周作人随后赴日，兄弟共同居所位于“学者町”（夏目漱石语）本乡，均属于山手（相对于普通百姓居住的“下町而言”）一带。周作人与外界的接触依赖长兄鲁迅，他完全沉湎于书海。其时山手一带的日本人还保留有浓厚的武士阶层文化，即忠孝爱国的旧式儒教文化，幸运的是，周氏兄弟没有接触到这种阶层的日本人。鲁迅回国后，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婚后（1909年始）为了省钱，搬到麻布的偏僻地带，距离1958年所建的东京塔很近。如今东京塔一带地价昂贵，不过在明治末期还是一片荒地。周氏夫妇的住处附近都是老百姓的居所。他们经常去光顾日本式的相声“落语”。这是周作人为了照顾贫家出身的信子的感情而主动走近江户平民文学的时期。鲁迅后来虽然很欣赏日本的浮世绘，但是似乎没有像周作人那样深入地体验江户平民文学。
周作人在东京接触到的新旧两种知识空间看似不相容，但他将西洋化的东京空间里学到的霭理斯的性学理论落实到江户东京的空间，这样，川柳、落语等江户市民文化也就带上了经由周作人过滤的西学色彩。在鲁迅离开后的两年间，他与羽太信子结婚，又学习了希腊语，二者间存在有机的关联，同时在对日本文化接触的面向上与鲁迅有很大的不同，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上，兄弟间产生了思想时差。比如，鲁迅是通过文本（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来接受大逆事件的影响，而大逆事件的发生，周作人则在现场，他十分了解该事件对同时代日本作家的意义。而永井荷风从自然主义转向享乐主义，其根源也在于此。周作人借助1934年访日，理解了永井，并深感文学之无力。
第二章讲述“人道主义的提倡及其破产”。周作人深受武者小路实笃的影响，从评论到翻译，到支持新村运动，到在北京成立新村支部，可谓全面肯定地接受后者。但有辛亥革命经验的鲁迅只认同武者小路的反战思想，但对其新村主义抱有冷感，不赞成其过于理想主义的地方，对新村运动的可行性抱有怀疑。作为白桦派健将的有岛武郎，经由周氏兄弟的译介，也呈现出了某种错位。有岛的《与幼小者》的内涵相当复杂丰富，涉及对劳动者、妇女、小孩命运的关注，完全没有生物进化论的内容。但是鲁迅却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将小孩问题与儒教道德伦常“孝行”关联起来批判，没有注意到“劳动者”和“妇女”问题，以科学常识来否定儒教伦常，认为后来者居上。周作人的逻辑与鲁迅几近相同，从生物进化论的常规来否认崇拜祖先的行为。兄弟俩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有选择地接受了有岛武郎。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先声。整篇论述的前段定义了作为个体的人，其中有霭理斯的“灵肉一致”论的影响；中断论述了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这里就有武者小路实笃及其新村主义的浓厚色彩；后端描述了欧美文学与中国文学在描写人的方法上的差异。其后周氏“平民文学”的构建依然借鉴了新村主义，以及托尔斯泰思想和布莱克的神秘主义等。《平民文学》里特别强调“平民文学”要“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这两个条件完全依据托尔斯泰《艺术是什么》，认为将来的艺术不应该是“只有部分人能接受的排外感情”，而是“普遍的感情”，拥有这种感情的艺术才能够让人人体验“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感情”。然而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挫败，西山疗养之后的周作人也面临着理想的破产。之后的文字已然找不到对新村美好理想的赞美、对托尔斯泰的认同了，与此同时开始关注起了颓废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