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遭遇反衬出了整个时代的命运。从时代的精神氛围来看，本书的确为不合时宜之作：首先是思想上的不合时宜，当时由尼采妹妹编辑的信件集以及《权力意志》的出版，为尼采的人格及思想营造出传奇的光环，尼采在德国学界的声望正如日中天；更要命地，第三帝国为意识形态的利益，无条件地抬高尼采，更显得马丁誓死捍卫德国乃至欧洲人本主义主义学统的大无畏勇气，相较之下，他是否客观准确地理解了尼采，或者《尼采与布克哈特》是否是一部可靠的布克哈特或尼采研究著作，根本就不重要了。
除此之外，马丁钻研文艺复兴、臧否相关人物，牵涉到当时社会学史上的“马基雅维利接受史”（Machiavelli-Rezeption）论争，其标志性的事件即1938年右翼社会学家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的《马基雅维利》一书的出版，此书宣扬马基雅维利的权力观即时代精神之魂，高唱“爱祖国甚于爱灵魂”，而尼采不正是当代马基雅维利么？
马丁褒布克哈特、贬尼采，甚至追随二人的脚步，回溯文艺复兴史，进而抬高但丁或彼特拉克、贬低马基雅维利的地位，尤其从社会学的角度探查各自的思想同其社会生活的联系，想要讲出的便是自己心中的人文价值的依归，即身心健康（Gesundheit）。透过《尼采与布克哈特》里正面的布克哈特形象，我们可以读出三重健康的社会学要素，它们是悲悯之心、秉持具体和延续的历史意识、坚守与献身的行动。
不光马丁，洛维特此前的杰作《布克哈特：在历史中间的人》（1936）都强调了受苦和劳作作为布克哈特历史观察的人性基调，这也是他和黑格尔历史哲学截然相反的立场。布克哈特呼吁以独立的自由人的目光、从审美的高度领略伟大人物的个性及其非凡意志，但这并不能否认道德的悲悯之心，或者说在伦理的层面、对善与恶保持警醒的态度，说白了，伟大和强力无关，甚至常常相悖。比如尼采同布克哈特关于拿破仑评价的差异就很有代表性，前者在《道德的谱系》中称“自在自为的高贵理想问题已经化作拿破仑的肉身”，盛赞“拿破仑是非人和超人的综合体”，后者质疑了拿破仑的伟大，他在《世界历史沉思录》里说“拿破仑没再把法国当作一个需要保护的人或患者，而是当作了战利品……在分量上，一个人在沽名钓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无法与他在为公众谋利益时获得的成就相比”。对他而言，无论人类历史哪一时刻，永恒高尚的价值都在存在着，无论危机表现为怎样的形式，也仅仅是字面上的可怕而已，人的责任就是要在野蛮和文化之间做出抉择。

文章插图
布克哈特
如果说尼采将历史人物视作斗争的工具，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那么布克哈特则具体地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不止如此，在他这里，历史意味着伟大图像的流动和延续，从他钟爱的柏拉图、伊壁鸠鲁直到圣·维斯特和但丁，历史精神从未断裂过。想必没有什么例子，比洛维特所举的他对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截然相反的评价更能说明这一点，他认为，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代表了现代精神的本质，他要绝对无限地创造出形象，却阻碍了世人返回淡泊之美的通路；相反，拉斐尔拥有一个极健康的心灵，他不去追求什么目的，而懂得如何从偶然性中择取独特的东西，从暂时性中挑出永恒的东西，以至于他同所有的过去和未来都无隔阂。说到底，布克哈特相信米兰多拉（Mirandola）所教诲的个体适度和节制的品质，乃文艺复兴的题中之义，故而他把自己献给了家乡巴塞尔古城，义无反顾地每日忠实劳作，珍视和履行义务。就像马丁清楚认识到的，布克哈特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一个中世纪人或天主教徒，他把个人思想的独立性与献身于义务的道德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既不至于陷入尼采的癫狂，也不像新教徒韦伯那样在价值与实事之间挣扎，最终自我消耗殆尽。
【 知识社会学|张巍卓评《尼采与布克哈特》｜一位社会学家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