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张巍卓评《尼采与布克哈特》｜一位社会学家的文艺复兴( 二 ) 马丁|社会学|阿尔弗雷德|韦伯|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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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社会学》
讲述他们的故事时，马丁将韦伯所谓“经济、诸政治领域及权力”的社会学分析融入整体的文化史叙事，他尤其着眼于特定人物的个性，强调用观相术（Physiognomik）和韵律学（Rhythmik）的方法，展现市民文化的演变历程。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思考有两方面的创见：其一，担当者的精神气质是在诸阶层的斗争、融合的复杂过程里形成的，其间纠缠着新贵族与旧贵族、上层市民（haut bourgeoisie）同中层市民（petit bourgeoisie）、企业家同教士等对立方的纷争和妥协；其二，作为斗争和融合产物的新人文主义表现为动态发展的、开放的精神面貌，它批判性地吸收古典传统和教会传统，反倒同一切时代里的抽象、僵化的知识体系格格不入。最终推及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精神的源起问题时，马丁给出了新的答案。他延续桑巴特的“商人与英雄”（H?ndler und Helden）的精神史考察，不但将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纳入到更宏大的文化视域，从更宽广的时空范围关照之，而且证明了近代人文主义的超历史品格，具有穿透古今、地域等人为限制的力量。
理想对话：《尼采与布克哈特》
马丁关注文艺复兴时代并选择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索，无疑首先受到了布克哈特的影响。1931年到哥廷根大学后，他一方面从事文艺复兴研究，另一方面则开始对布克哈特的思想展开深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只是对布克哈特文化史著作的补充”。故而1941年出版的人物志《尼采与布克哈特》可以看作他此前著作结成的果实，只是布克哈特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一道出现的还有其仰慕者尼采。
毋庸置疑，不论布克哈特还是尼采，都把文艺复兴时代看作西方文化史上极重要的历史时期，前者称它为“我们的文化之母”，后者盛赞“古典主义的理想和高贵的价值方式”在这个时代的再生。
但马丁的意图绝非尽于此，在他看来，布克哈特与尼采更像是一对“理想类型”，是活在当下时代里的卓尔不群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无需枯燥的材料爬梳和抽象的理论推演，只要看看他们俩，就能感到文艺复兴的历史活生生保存在我们周围，正像文艺复兴乃诸理念抗争的时代，他们的个性和思想也代表了截然相对的理想：诸如古典对浪漫、静观默想对强力意志，或者如马丁所借用的巴隆（Hans Baron）的经典分类，概括为“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对“文人人文主义”（literary humanism）。
由此观之，本书极有启发的地方，在于从理想类型的视角出发，给出了思考历史精神的新起点。正如副标题“对话中的两个精神世界”呈现的，伟大的个体就像莱布尼茨说的“单子”，都是自足的精神世界（geistige Welten），他们自我映射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像；但与此同时，本书强调理想类型间“具有典型性的对话”，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担当者的人格经斗争和融合形成，马丁在此关心的是，当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如何共同铸就的一个超个体的精神世界：
（本书）在论述布克哈特与尼采的关系时，阐发另一种推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可能性前景，说到底，尼采和布克哈特只是时代的代表罢了……他俩最终理解的精神史就是为获取精神价值的奋斗史。
这里所说的超个体的精神世界，或超越时代的可能性前景，意味着马丁在探索人文主义的新格局。布克哈特与尼采解读文艺复兴时代时的不同取舍，同样关联着他们如何评估希腊的古典主义遗产。历史是延续的，历史精神是活着的，马丁在布克哈特同尼采的对话里，思考的其实是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和当代这三个存在着亲缘关系的西方文明转折点，如何安顿人文精神的问题，布克哈特同尼采的对话，映射了荷马和苏格拉底、但丁和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斗争。从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开始，马丁就在一步步地上溯历史的重要时刻，为人文主义寻找今日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