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张巍卓评《尼采与布克哈特》｜一位社会学家的文艺复兴马丁|社会学|阿尔弗雷德|韦伯|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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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布克哈特——对话中的两个精神世界》，[德]阿尔弗雷德·冯·马丁著，黄明嘉、史敏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344页，78.00元
逆流而上：从知识社会学到文化社会学社会学家如何作为人文价值的担当者？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到了今天，甚至这个问题本身都变得极其可疑。回望上世纪的社会学史，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的兴起可能标志着学科意识的一场真正的分水岭。在一战结束后的德国，随着士大夫阶层同帝国一道没落，继而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以个性体验和意义诠释为取向的古典社会学传统也渐渐退场了。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里宣告：社会学探讨思想的方式，在于从社会历史背景里揭示它们的起源，而说到底，思想植根于所谓“集体无意识”。自此，社会学家似乎很自然地将获取最具代表性和客观性的普遍知识当作自己的使命，以至于离韦伯所说的“文明担当者”或大人物的精神气质愈发遥远。隔着厚厚的时代幕布，我们迷失在了经济、政治以及舆情的迷雾里。
但认真追溯起来的话，知识社会学在魏玛学界的胜利，其实既非一帆风顺，也不具有必然性，反倒遭到不少有力的抵抗，只是抵抗的声音不再为我们听到罢了。在当时的反对者中，阿尔弗雷德·冯·马丁（Alfred von Martin）便充当了逆流里的一股巨浪，这位出身上层市民家庭，同时被帝国授予贵族头衔的社会学家，敏锐地感到了新时代风气和学术没落的危机，在《社会学与社会学主义》（1930）《当代的社会学》（1937）等论辩文里，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被当代人奉为圭臬的知识社会学乃“短视”的学问：谁要把当下的公共意见当真，谁就堕入了幻象的罗网，那些自以为掌握着大众知识却不愿质疑自己的社会学家，实际上最傲慢、最无知，相反，无论何时，我们自身总保留着不为集体无意识侵蚀的独立自主的心灵，是否能理解它、呵护它才是当今人文精神的真谛。
作为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早期弟子的马丁，无疑深受其师所说的历史个体的神秘X因子的影响，在他心中，没法用语言讲出来的X，既是历史个体安身立命的答案，又是人类文化的终极秘密：它意味着同自我源始经验关联的活的历史人物或历史原型，意味着历史图像生机勃勃的涌动不息，意味着从自我心灵开展出的对于民族与人类命运的焦虑和期待。
不止如此，马丁奉韦伯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将“理想类型”视作开启社会学大门的钥匙。说白了，一切无助于满足个人的理想需要、提供个人内心精神寓所的观念皆为无用的知识。历史说到底是人物的历史，历史个体的精神气质统摄历史上的诸时代，并同我们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
在诸思潮汹涌的魏玛时代，相较知识社会学，马丁明显更赞成由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Alfred Weber）开辟的文化社会学（Kultursoziologie）的研究路径，只不过这条路上的路标，乃是由指引我们返乡的一个个生动饱满的历史形象组成的。
寻根之旅：“文艺复兴的社会学”
自开始学术生涯起，马丁一直从事的是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而此项研究又是他未竟的关于“市民社会学”的宏大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他着眼于文艺复兴时代？在代表作《文艺复兴的社会学》（1932）一书里，他给出了这样理由：
从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里赢得的知识，超越了任何关于某一特定历史进程的解释，它关乎我们对全部市民文化的理解，因而仍然同我们今天的文化息息相关。
通过文艺复兴研究，马丁开启了一场寻根之旅。我们知道，从滕尼斯开始，在回应“共同生活何以可能”这一近代自然法母题的基础上，德国古典社会学着力于诉诸具体的历史解释，为共同生活赋予伦理的意蕴。被誉为“德国社会学创始年代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马丁也不例外，他整体上延续甚至丰富了古典社会学的生命。作为自觉的市民文化的担当者，马丁把自己的出身追溯到走出中世纪世界的最初一代意大利市民，他们中有新兴的货币商人、雇佣兵领袖、诗人、艺术家等等，他关心这批人自由地施展个体力量（virtù）的同时如何塑造面向现代境况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关心他们留给今日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