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向治疗下，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之战—抗癌管家( 二 ) 高薪|人体|器官|伤害|膀胱|脂肪肝|这一

1999年，李晓燕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呼吸科实习，她职业生涯中接触到的第一个肺癌患者，是一个60多岁的男性，双肺遍布斑片影，到医院就诊时已经呼吸衰竭，无法手术、无法化疗，上呼吸机也没用，很快就去世。
那是个肺癌患者缺药可用的年代，患者一经确诊大多已是晚期，只有几个月的生存期。“这个病人如果放到现在，结合他的临床特征并作基因检测，极有可能是EGFR突变，靶向药可以延长他的生命。”李晓燕感慨。
20多年过去了，李晓燕面对黄佳华的病情，从容了很多。在众多可选药物中，主要考量治疗效果与药效维持时间两个因素。
只用了一分钟的时间，李晓燕决定给患者使用第三代进口肺癌靶向药，她从疗效与安全性等多方面，向黄佳华的儿子介绍了几代靶向药的利弊。第二天，黄佳华的儿子便给了反馈，同意主治医生制定的方案。
黄佳华开始每天服用一粒靶向药，同时配合其他的对症治疗。很快，7月19日，在住院12天后，黄佳华出院。一个月后到院复查时，黄佳华是自己走着到诊室的，“见人就笑，之前住院的时候，很难受，几乎一动不动。”李晓燕说。
据李晓燕介绍，中国每年新发的近80万肺癌患者中，约87%是非小细胞肺癌，这部分患者中60%是肺腺癌患者，约一半肺腺癌患者是有EGFR突变的，这些患者目前在国内有8款靶向药物可选。
中国肺癌患者的基因突变，与欧美国家呈现很大不同。“如果把所有的肺癌病例放到一起，我们有1/3的病人是EGFR突变的。”吴一龙在“中国肺癌防治高峰论坛”上表示，“靶向药物，确确实实给EGFR突变的中国肺癌患者带来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在全球范围内，除了EGFR突变靶向药物，还有针对ALK、ROS1、BRAF、MET等多个特定突变的肺癌靶向药物。
狡猾的基因突变
肺癌并非靶向治疗的唯一战场，在胃癌、肾癌、甲状腺髓样癌、乳腺癌、肝癌等领域，靶向药物也有用武之地。
以胃癌为例，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胃癌在全部癌症死亡人数中排第三位，发病率排第二位，仅次于肺癌【3】。大多数胃癌患者在初次确诊时已是中晚期，临床上主要进行姑息性治疗，接受单独化疗的中位生存期难以超过一年，五年生存率低于25%。传统化疗药物的应用已进入瓶颈期。
作用于特定靶点的小分子靶向药物，是晚期胃癌的新治疗手段之一。由于胃癌高度的肿瘤异质性，精确的分子分型将促进潜在治疗靶点的挖掘和验证，在指导患者个体化的精准治疗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过去十年间，胃癌靶向药物的研发历程，往往是失败多，成功少。其中，靶向HER2治疗的药物，开启了胃癌靶向治疗新时代。
至今，HER2依然是胃癌领域唯一有明确获益群体的治疗靶点，但即便初始抗HER2治疗有效的患者，也大多会在一年内发生耐药，而阻碍患者持续获益。
正是基于耐药这一难以避免的弱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曾在一次主题为“晚期胃癌治疗困境与探索”的演讲中提到：“胃癌的治疗靶点极度缺乏，抗癌管家-康爱管家，我们一起抗癌，治愈癌症不是梦。且现有靶点HER2阳性率低，覆盖患者数量少，易出现耐药，耐药后治疗策略匮乏。”
耐药，也是所有肿瘤靶向药物都要面临的难题。
靶向药物本质上是信号传导的抑制剂。“靶向药物都会面临耐药的情况，肯定要发生的。”李峻岭如此解释，“可以把肿瘤想象成一个有智慧的个体，它其实也在学习：你在对它打击的同时，它也在思考怎么去逃避这个打击，就会产生耐药。”
一名癌症专家在学术会议上感慨：“有时羡慕肺癌临床专家，他们有更多的靶向药物。”
不同于胃癌、乳腺癌等癌症，在患者对靶向药物产生耐药、疾病发生进展后不得不返回化疗、放疗等传统疗法，肺癌的靶向药物有着“代际传承”。
“患者服药——突变后产生耐药——药物升级”，这一不得不面临的循环，也推动着医药界不断研发、升级靶向药物，探索更优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