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姑|翻身人看翻身戏新歌剧唱新中国( 二 ) 毛泽东|黄世仁

“白毛仙姑”的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在晋察冀边区流传，《晋察冀日报》采访人员、作家林漫（李满天）写出故事《白毛仙姑》，寄给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也将这个故事带到延安，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重视。周扬提出把白毛女的故事改编成一部新型歌剧，作为向中共七大献礼的剧目。剧本最初由邵子南执笔，他是按秦腔脚本创作的，周扬不太满意，觉得“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后剧本改由贺敬之、丁毅执笔，这就是1945年4月上演的版本。
演出过程中的几个小插曲不能不提：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当幕后唱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掌声经久不息。座中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也深为感动，毛泽东在喜儿唱出“太阳底下把冤申”时，目中闪出泪光。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便向剧组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三点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部好戏，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创作组吸收了来自党中央的意见，以及来自群众的大量建议，对剧本做了数次修改，才形成现在的版本。
2、鲁艺集体创作的佳话，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
歌剧《白毛女》的成功，部分缘于“白毛仙姑”故事的传奇性，但更主要靠的是当时鲁艺的文学艺术界精英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相当年轻，具有鲜活的创造力。他们将来源于生活的“白毛仙姑”的故事，进行艺术上的构思、提炼与升华，赋予了这一故事新的主题与新的艺术形式，使之焕发出了全然不同的生命力。在贺敬之的《〈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如何改编“白毛仙姑”的故事曾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神怪”故事，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作为“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但是，“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不仅仅把它作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这就是“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一全新主题的提炼，使之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成为一个能反映时代变化本质的典型故事，一个新的中国故事。
有研究者称《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这不仅表现在《白毛女》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以及新中国政权为穷人当家做主的性质；也表现在《白毛女》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影响力，很多战士正是喊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冲上了解放战争的战场。
还可以引用一个小故事，据说愤怒的战士差点向演黄世仁的陈强开枪，此后部队首长规定，观看《白毛女》必须子弹退膛。《白毛女》不仅具有艺术影响力，它还直接触动了穷苦中国人最深层次的情感结构，让他们从千百年精神奴役的创伤中觉醒，从而迸发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像《白毛女》这样，将艺术的影响力直接转化为精神力量乃至战斗力的作品，在世界文艺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艺术形式上，歌剧《白毛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新歌剧”不同于西洋歌剧，也不同于中国的民间戏曲，是鲁艺创作团队在秧歌剧基础上的一种新创造，也是歌剧民族化与戏曲现代化相互融合的一种新探索。要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新的思想，用原来的旧瓶子已不适合装新酒了，这也是《白毛女》的秦腔脚本不被采纳的原因。喜儿的扮演者王昆曾回忆，“周扬同志说：‘因为我们马上要胜利了，新的局面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气象、新的味道。秦腔是古老传统的剧种，当然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但不能表现当前我们军民的新的精神面貌。’”
但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却并不容易，张庚在《关于〈白毛女〉歌剧的创作》中指出，“在最初的讨论中，我们定下了这样一个方式：创造一个歌剧。但是在我们前面，有两种歌剧，一个是中国的旧剧，一个是西洋的OPERA。用哪一种，这是得立刻决定的。我们觉得，首先要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能懂，而且喜欢，完全的洋派是不行的，就是洋气过多也不行，再说它也表现不出中国农民的生活来。中国旧剧呢？当然，它是中国的，但它是旧的，这里的故事、生活，是解放区农民的新生活，旧戏的一套无论如何是表现不出来的，正是应当遵照毛泽东同志‘文艺座谈会讲话’所指示的，从生活和民间文艺出发，来加以创造提高，一面吸收旧的，一面吸收西洋的，我们就根据了过去搞‘秧歌剧’一点经验来开始。然而一个大的歌剧不比小秧歌那么容易对付，做着做着，问题就一个一个地出现了……只能从实际做的中间慢慢积累许多点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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