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对闽南文化的影响朱熹文化思想对世界的影响( 二 ) _小知识

朱熹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经学” 。汉人治经，有今古文派别之争，特别注意文字训诂及典章制度的考释。沿至唐代，此风不变，而注经的文字更为详尽繁多，又特重《五经》之注，唐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可为代表，统称“汉学” 。宋人治经，尤其是理学家的注经，不重训诂典章的详考，而重义理的发挥，文字力求简明，见解常有异于汉唐，又从重《五经》进而为重《四书》，创立新的学风，称为“宋学” 。朱熹正是经学中的“宋学”大师。经学家治《易》，有“义理”、“象数”二派，宋理学家注《易》，以程颐的《易传》为著，重义理；朱熹《周易本义》，兼论象数。朱熹于《书经》，无注释专书，然论著多质疑《五经正义》沿袭东晋本《古文尚书》篇章及伪孔安国《传》之误，下启清人对此书的考辨，见解重要。他对汉代《毛诗故训传》中的《小序》不专信，推翻其中24篇讽喻、本事之说，指为爱情诗；又不专主毛公、郑玄之注，兼采“今文”学说，著《诗经集注》，用力甚勤，新解颇多。汉儒传“三礼” ，宋王安石著《周官新义》，以助“新政”之行；朱特重《仪礼》的研究，以为书有遗佚，惜所著《仪礼经传通解》尚未完稿；他认为《礼记》是先秦、两汉儒者发挥“礼”义之作，较庞杂；选取其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合注，提升其地位，成《四书章句集注》，这书是他生平注经最为审慎和用力的著作，为经学中的“宋学”要典。《春秋》三传，朱氏无注本，然论述颇多，反对死守“褒贬字例” ，尤反对以其“义例”行赏罚。《孝经》在《五经》之外，朱熹著《孝经义例》、《孝经刊误》，反对孔子自作之说，认为只首章为孔子与曾子对答而为曾子门人所记，余皆后儒所传。
此外，朱熹于史学，有《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为明清统治者所重视，士子作为科试治史的主要读物，后人颇多讥其观点；但此书只《凡例》一卷由熹手定， “纲”由门人依例而修， “目”则出于赵师渊一人之手，非他本人手著。于文学，《诗经集注》直接关系文学。所著《楚辞集注》主张从反复“涵永”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宜滥解比喻史实，与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方法有异，而与之并成古代《楚辞》的三大注本。据《朱子语类》，他论文重表现自家心性，重自然，重畅达，曰：“文皆是从道中流出” ， “皆从此心写出” ，文章“须明理，理明后，文字自然典实。”认为韩愈、欧阳修、苏轼、曾巩之文畅达，故作《韩文考异》，选《昌黎文萃》、《欧曾文萃》以供学者研读。其自为文，渊懿畅达，细密自然，风格颇高。诗亦多作，但信手挥写，不像宋代其他诗家的刻意求新变，故机势较平衍；然如传诵人口的《春日》、《观书有感》、《武夷棹歌》等，神韵意境皆佳。生平著作，据《四库全书》载录，包括诗文集、专著及门人辑录的著作，共有七十一种。
“理学”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中被视为“毒草” 。其实它是我国思想、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先秦儒学融合魏晋南北朝“玄学”与隋唐“佛学”以后向哲学方面深入发展的产物。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当时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朱熹对“理学”的集大成，表现在范围的全面接触和发挥，牵涉面很广，这里只选择说明其几点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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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体论
《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 。《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种常识性的、朴素唯物的“天人观念” ，在我国普遍深入人心，也为多数哲学家所接受，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不容疑议，不须再思考。积极方面，使多数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本体论上成为朴素唯物论者；消极方面又阻滞了我国哲学对于宇宙本体的进一步研究。但对天地的形成，《易·系辞》又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孔颖达《正义》：“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以“两仪”指阴阳二气， “太极”指二气未分之体。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亦以阴阳二气指“太极” ，说“阴阳一太极也。”（《太极图说》）张载以“太极”、“太虚”皆是“气” ，说：“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一物两体，气也。”“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此以“气”说本体。邵雍说：“道为太极。”（《观物外篇》）“道为天地之本。”（《观物内篇》）程颐说：“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 ……一物须有一理。”“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理。”（《语录》）以“道”与“理”说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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